徽商 贾而好儒

一、徽州 “好儒” 之风的由来

徽州是一个重峦叠嶂、群山环抱的山区，晋以前，这里为山越人的生息之地，“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 ( 《歙事闲谭》 第十八册)。自南宋以迄明清，更是儒风特盛，故被称为“东南邹鲁。”考其习俗之由来，与其地理条件和中原人口南迁不无关系。

徽州地区，山青水秀，林木葱茏，是为世人称羡的风景优美之地;而地理地貌又呈一个独立的单元，故有“世外桃源”之喻。在古代“交通乏便”的情况下，它确实是“四塞之国”，出入境非常困难。由陆路外出，“东则有大嶂之固，西则有浙岭之塞，北则有黄山之隘。” 由水路外出，“则东涉浙江，滩险三百六十，西通彭蠡，滩险八十有四”(《徽州便览?缘起》)。但从战乱年代御敌守乡的自然条件来看，徽州境内的黄山、白岳、新安江、渐水，又如同天然的“高城深池”。因而，千百年来，尽管外界常常是烽火连年，而徽州却是“固若金汤”，兵燹罕至。除个别年代发生过为时不长的“兵乱”以外，自唐宋以下，在徽州大多是耕读相伴，人勤其业，但识俎豆，不习戈干。从徽州境域以外的人来看，这里却是避乱的理想之地。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也是古代经济政治中心。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古都，有三个 (长安、洛阳、开封)在黄河流域。可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带，是战乱频发的地区。每一次大的战乱，便因逃难而出现人口南迁。他们流徙的路线，经常是越过淮河，渡过长江，有一部分人就流寓到徽州，在这里扎下根来，或任官职，或为豪右，或入编户。而集中迁到这里的大致有三次，即方志记载的： 新安名族，“半皆由北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乱，此三朝为最盛”(民国《歙县志》卷一)。这几次“由北迁南”的“名族”，定居于此，使徽州成为一个移民社会区域。在明人修撰的《新安名族志》中，所列“名族”计56个，追本溯源，其中23个直接来自中原地区，26个由中原辗转迁到这里，二者加在一起，约占 “新安名族” 的87.5%。这些南迁的“客户”，也同时把中原文化带到这个较为落后的山区。换句话说，晋宋以后的徽州，无异是江左的“中原”。故典籍记载“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于是 “大江以南，渐染儒风” ( 《国史旧闻》 第一分册)。实际上这是中原文化伴随人口南移的结果。

南宋时期，徽州出了一个大儒朱熹，他祖籍婺源。同时，他的外祖父祝确，又是徽州人，其家财约“当州之半”，故外号“祝半州”。因有这两层关系，朱熹常来徽州讲学论道，省亲祭祖，在这里影响很大。所谓 “新安为朱子阙里，而儒风独茂，岂非得私淑者深欤!”(康熙《绩溪县志续编》卷三)徽州人特别是士人，不仅自认为是朱熹 “私淑” 弟子为荣，而且对朱熹顶礼膜拜。在歙县茗州 《吴氏家典?序》 中明确提出： “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朱熹的“书”、“教”、“礼”是后来徽州人借以汲取的观念文化和精神力量的源泉。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在传统的中原文化和 “朱子之教” 的陶染下，书院大兴。明人汪道昆说： “新都三贾一儒，文献国也” ( 《太函集》 卷五十二)。徽州本是块穷乡僻壤之地，随着经济和 “人文鹊起”，却成了江南的名区。故方志载：“徽州在大江以南，……于江左实为望郡。”这里，“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序》)。这是整个徽州的情况。至于徽属六邑，“自朱子以后，多明义理之学”。如歙县 “为新安首邑”，“彬彬乎文物之乡也” ( 《丰南志》 第7册)。休宁自明代 “ (洪) 熙(弘) 治以还，人文?起。嘉 (靖) 隆 (庆) 间，汇拔联翩，云蒸龙变，即就试有司，动辄数千人” (万历 《休宁县志》 卷一)。婺源也是“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向科举未停，应童子试者，常至千数百人” (光绪 《婺源乡土志?风俗》)。祁门“自宋元以来，理学阐明，道系相传，……后渐户诵家弦矣” (康熙《祁门县志》卷一)。绩溪向以 “邑小士多”而闻名江南，自宋室南渡后，“彬彬多文学之士，其风埒于邹鲁” (乾隆 《绩溪县志》卷三)。黟县在徽州六县中，人口最少，而“黟之名宿，讲学家塾，出其门下成名者不少也”(《黟县三志》卷十五)。确实，清代的俞正燮、汪文台、程鸿诏、汤球都是由 “家塾” 培养出来的一代名儒。

徽州商人，生活于长期受中原文化影响，且又 “穆然于紫阳道学之传” 的 “文献之邦”，自幼即程度不同地接受过儒学教育，养成了读书向学的习惯，随后虽 “弃儒服贾”，但 “亦贾亦儒”、“贾而好儒” 则成为这个商帮的特点。

徽商正因为由“儒而商”，在经商获取厚利之后，又期望子弟走由儒而仕的道路。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诚如汪道昆所说：“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贾;既侧身飧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太函集》卷五十二)。汪道昆在这里所说的商人在 “飧其利”之后，便为子孙着想而“张儒”了。“张儒”即重视读书，特别是希望子孙读书成名，以光门楣。期待之情十分殷切。歙商鲍柏庭，原来家境贫寒，后 “业浙鹾，家渐饶裕”。于是尝曰： “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 ( 《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支谱》 卷三) 鲍柏庭的这种 “富而教”的想法，在徽商中是具有普遍性的。有的商人，到了晚年，乃至临终之际，仍然殷殷勉励子弟认真 “习儒业”。歙商汪镗，曾 “去海上业贾”，病危之日，还对诸子说： “吾家世着田父冠，吾为儒不卒，然簏书未尽蠹，欲大吾门，是在尔等”(《汪氏族谱?处士镗公传》抄本)。商人着力培养子弟读书，虽然是为了“大吾门”，但这一目的不能达到，对于子弟的子承父业，自是大有裨益的。徽州商人 “喜敦诗书” 的风气，一代代沿袭下来，以致徽州境域内的一代代商人，都因接受过儒学教育，而成为一支有文化、“明义理” 的商帮。

二、“好儒” 在商业经营中的作用

文化知识是事业成功的基础。清代大戏剧家李渔说过：“学技必先学文，……通天下之士农工贾、三教九流、百工技艺皆当如是观。”并说：“明理之人学技与不明理之人学技，难易判若天渊。然不读书不识字何由明理? 故学技必先学文” ( 《闲情偶记》 卷一)。李渔所讲的“技”是指技艺。他认为，从事技艺的人，必须有文化知识为基础，亦即技艺的繁花硕果，是植根于文化知识这一丰腴的土壤中。这一道理，同样也适用于从事经营商业的商人。马克思说：“贱买贵卖，是商业的法则”(《资本论》第三卷，1953年版369页)。但能善于掌握和运用这一法则，并非易事。只有具一定文化知识的商人，才能明悉通商之理，才能以智慧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商品流通的大潮中，审时度势，决定取予，善于预测，精于筹算。也就是能察天时之消长，审社会经济之脉搏。因此，“大商人”之所以能“大”，多数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徽州的不少商人，原先是 “小本”创业，闯荡江湖。但他们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而在商业活动中，“练达明敏”，并因此而起家。休宁商人汪叔义，年轻时刻苦好学，从商之后，精敏异于常人，年七十，“犹握奇赢，拮据不遑，发无不中，动无不获，计然之术，孰有过于此者”，终于成为富商 (休宁 《西门汪氏宗谱》 卷六)。明末婺商王尚儒，“年十五即毅然束书提囊，请从事于治生，父笑而许之。乃变儒服贾，游于荆楚。楚中时多警，同事者每宵例必次第一人危坐司夜，公独一身甘代同列劳，藉膏油以照读，其励志有如是。未数载，而高堂之奉可以列鼎，业日隆起，文思焕发，名宿咸为心折” (婺源 《武口王氏统宗世谱》第二十册)。王尚儒这位商人，之所以“业日隆起”，与其能焚膏继晷，“文思焕发” 而具有较高的经商才能，当是分不开的。

文化知识在盐商经营盐业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因为盐业是官办的行业，国家设有掌管盐业的行政机构，直接管理盐的生产、销售、课税、运输的是盐运司，其行政长官为盐运使。明清时期，食盐的买卖是以 “官督商办” 的形式进行。因此，盐商在 “开中”、“守支”、“市易”过程中，都必须与盐官打交道。“开中”即是通过“纳粮”或“纳银”以领取盐引，“守支” 即凭引在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往国家划定的行盐区销售。上面这几个大的环节都是经由“官办”或“官督”的。徽州盐商经营盐业的场所，主要是在两浙 (盐运司在杭州) 和两淮 (盐运司在扬州)，其中，以两淮徽商最多，资本也最雄厚。而盐商特别是一些大商人为了取得丰厚的利润，必须出入于盐政衙门。而盐官的品秩和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一般地说，盐运使都是进士出身，秩从三品，高于四品的知府; 掌管文移往来的经历，不过是秘书一类的吏员，也是从七品，仅次于七品的知县。因为盐课动关国计，所以盐官的选定和委派自亦至关重要。他们要上承朝廷之令，下察盐商之求，非翰墨之士和练达明敏者难以任其事。盐商与这些人相往还，首要的条件便是文化知识。也只有 “商而兼士” 的人，才能与盐官有共同语言、共同品位、共同雅趣，甚至有可能成为与盐官唱和往来的诗文之友。由此不难看出，文化知识是盐商通往盐政的桥梁，是 “官督” 与 “商办” 之间的一条隐形纽带。

徽州在扬州的盐商黄莹，“少读书，通大义”，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计然、猗顿之术，领悟较深。他在两淮经营盐业时，盐政官员往往“污商”，黄莹“同曹耦白事，文雅拔俦等。词气温直，辄中肯綮，闻者往往心异之，言辄听，有所弛张捐予，多其建白。”黄莹在与盐政打交道中，之所以能高人一筹，当是取决于他的文化知识和 “文雅” 素质。与黄莹同宗的黄豹，“始游吴会”，后 “乃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权利。官与商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垠，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君虽商而博涉 《左传》史家言，每偕侪耦白鹾司必推君对，君侃侃然发中要领，气劲而词温，所谘禀多见听。” (以上均见 《竦塘黄氏宗谱》 卷五) 黄豹每次同 “曹耦” 到盐政衙门与之 “论曲直”，盐政官员听了黄豹所白，多能重视其言，这也是他文化知识特别是他 “博涉 《左传》 史家言”所起的 “史鉴” 的作用，在 “鹾司”发挥出来。经营盐业于两浙的程辅，因有才识，“一时诸儒称为楷模，公卿器以瑶金”。他因有才亦颇骄傲，“向以管子天下才自任，凡从事鹾业者无不推翁为领袖，一切会计持筹，莫不决策其胜”(《褒嘉里程氏世谱?寿子辅程翁五秩序》)。程辅不是具有文化知识，何能成为众商 “领袖”，又何能有如此 “决策”水平!有一些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大盐商，竟成了盐政“大宪”的顾问，或为盐运使的左右手。歙商吴岘山，在两淮经营盐业时，“往往昼筹盐策，夜究简编”。再加上，他 “遇事辄明大体，能持公议”，“两淮之人咸倚以为重，士大夫来扬者，每从而决所疑。事关盐政，大宪偶有咨询，府君亦尽言无隐，时蒙采纳焉” (《丰南志》第5册)。乾隆时的总商江春，“少攻制举”，很有学问，后来经营盐业于扬州，因他 “练达多能，熟悉盐法，司鹾政者咸引重之，俾综商务，勤慎急公”，他既受到盐官的推重，又为 “物望所归”，因之在两淮声誉极隆 ( 《嘉庆两淮盐法志》 卷四十四)。

经营商业需要文化知识，自古皆然。历史上像管仲、范蠡、子贡、白圭、猗顿这类富商，无不既是商人又是文士，他们的致富之由，无不都是与文化知识并以此而养成的经商才干密切相关。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最后阶段，并与近代市场经济行将接轨。在这个 “接合点” 的历史时期，市场更为扩大，商品交换更为复杂，商人更需要与文化知识接缘，才能适应商品市场的新形势。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在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说：“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就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愈高” (《知识分子》1986年冬季号)。徽商――这支有文化的商帮，之能 “称雄” 数百年，正是他们适应了 “商业本身” 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