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说

清中期袁枚的论诗主张。枚发展了明袁宏道等人的诗论，谓诗应直抒性情、性灵。其《随园诗话》卷五云：“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反对盲目拟古，对清以来的神韵派、格调说、肌理说等，进行了尖锐批评，影响颇大。其直抒“性情”之作，意境清晰，文字流丽，别具清丽灵巧的风格。但性灵说离开具体社会生活，把性情帛象化;诗歌又大都抒写个人性情遭际，咏叹生活琐事，歌唱风花雪月，未跳出士大夫闲情逸致的圈子。

清代袁枚之论诗主张。吸取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理论，独标“性灵”，主张作诗直抒胸臆，情贵真挚，辞贵自然;认为评诗应以“工”、“拙”为标准，而不应有“古”、“今”之别。其真谛在于生动活泼地表现真实感受，反对以程朱理学束缚诗歌创作，对“格调”说之拟古倾向和强调“温柔敦厚”之诗教表示不满。但因其所谓“性灵”多属士大夫闲情逸致，故其诗作大多缺乏社会内容，往往流于浮滑。

为清代袁枚所倡导的诗论主张。所谓“性灵”，指人的性情。袁枚的“性灵说”的核心，就是强调诗歌对于人的性情的表达。他在《随园诗话》中明确指出：“诗者，人之性情也。”在《随园尺牍?答河水部》中也说：“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袁枚把对于人的性情的表现作为诗的本质，从这点出发提出他的论诗主张。第一，唯性情，不唯古今。在袁枚看来，诗是表现人的性情的，而“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答沈大宗伯论诗书》)，所以，不能去模仿古人，用古人的技巧约束自己。“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同前)。对于拟古主义遗风进行了批评。袁枚反对拟古，但并不完全否认古人。他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但不能拘泥古人，而应从自己的性情出发，既要继承，又要创新，他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着我?”(《续诗品》)第二，唯性情，不唯格律。袁枚提出的“性灵说”，直接针对沈德潜所提倡的“格调说”。沈德潜继承了明前后七子关于格调的理论，把“格调”作为诗歌创作的关键，对于诗的体、格、声、调等各方面制定了许多规则。对此，袁枚指出：“须知有性情，则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随园诗话》)但是，袁枚并不完全反对诗有格律，他所主张的格律必须顺应性情的抒发，而不应“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同前)。第三，唯性情，不唯典故。袁枚“性灵说”的提出，也对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误把抄书当作诗”的填书塞典以及考据的诗风表示不满。他认为，只有真挚地表现性灵，才有好诗，而不必堆砌典故，卖弄学问。他在《随园诗话》中指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第四，唯性情，不唯风格。在袁枚看来，作为表现人的性情的诗，由于所表现的感情个性的不同，便会产生不同风格的诗，因此，应该允许同是出自性情的不同风格的诗的存在。“诗之奇平艳朴，皆可采取，亦不必尽庄语也”(《再与沈大宗伯书》)。

袁枚的“性灵说”是在明公安派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的论诗主张不仅比公安派更为具体和系统，而且也较之公允，对待各种问题没有采取绝对化的态度。袁枚提出的“性灵说”，倡导性情之真，在反对沈德潜形式主义的“格调说”以及“掉书袋”等诗风上，具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