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

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成帝时官给事黄门郎，新莽朝为大夫，校书天禄阁。早年酷好辞赋，所作《甘泉》、《长杨》、《羽猎》等赋是标准铺采?文、体物叙事的大赋;其抒情赋《逐贫》立意新颖，后世失意文人多从中得到共鸣。其散文承贾谊、司马迁余绪，内容充实，语言朴质。晚年鄙薄辞赋，转而研究哲学、语言，埋头著述。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所著《方言》记录了西汉各地方言，是研究古代语言重要资料;《训纂篇》(仅存清人所辑残文)，对文字学有一定贡献。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扬子云集》。

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姓氏“扬”，或作“杨”，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年少时好学，博览多识，但他读书“不为(学)章句，训诂通而已”。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为人不慕富贵，不求名于当世。初爱辞赋，尤其服膺司马相如。四十岁余，出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奇其文雅，遂向喜好辞赋的成帝举荐，任侍郎，给事黄门。他历经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但始终不得升迁。王莽篡位后，被封为大夫，校书天禄阁。曾作《剧秦美新》以谀莽。后因他人触犯王莽而被株连，在即将被捕时投阁自杀，未死。王莽得知他并不知情，复召为大夫。扬雄一生沉沦下僚，家境贫寒。《汉书?艺文志》著录扬雄有赋12篇，今有《蜀都赋》等9篇较完整。后世把他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扬马”。晚年，转而研究哲学。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了以玄为宇宙万物之根源的唯心主义宇宙观，但强调认识自然要以事实为依据。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是自然规律，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这些看法对后来的桓谭及王充很有影响，为古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扬雄在《法言》中还表达了许多有关文学的见解，如主张文章的内容与形式要相统一，批判了汉代辞赋丽靡巨衍的形式主义倾向等。扬雄还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记载汉语方言的著作《方言》，又续《苍颉篇》而作《训纂篇》，对我国的文字学有一定贡献。原有集，后佚。明人辑有《扬子雄》集，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共四卷。传见《汉书?扬雄传》。

汉赋的代表作家，与司马相如并称 “扬马”。字子云，蜀郡成都 (今属四川) 人。扬雄少时好学，博览群书，但不为章句之学。口吃，不善言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汉书》 本传说他 “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颇有贤者风度。他读屈原的 《离骚》，未尝不垂涕，但又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自沉汨罗，于是作 《反离骚》。扬雄早年酷爱辞赋，尤其仰慕以辞赋名家的同乡司马相如，甚至模仿他的作品。后来，他被推荐给汉成帝，汉成帝就让他做了文学侍从。这时，他已四十多岁。扬雄写了 《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等作品，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扬雄的辞赋在当时颇负盛名，但他却认为这是 “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他觉得辞赋即使 “曲终奏雅”，也难免 “劝百讽一”，而辞赋家讨帝王的欢心，颇似俳优之徒，与古代诗人不能相提并论。于是他不再作赋，而去埋头写《太玄》 (仿 《易经》)、《法言》(仿《论语》) 等当世人并不感兴趣的论著，甚至去编 《方言》 一类的字书，以求成名于后世。他淡薄名利，当初与他同列的王莽、刘歆后来都飞黄腾达，他却历成帝、哀帝、平帝三世不徙官。王莽代汉后，许多人都获得封爵，扬雄却依然如故。王莽当初以刘歆、甄丰等人所献 “符命” (伪造的天书) 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汉家天下。即位以后，他想使此事更神秘，便不让下面人再献什么“符命”。但刘歆的儿子刘?不听，又献上 “符命”，王莽将其逮捕审讯，下令凡是有牵连的人，立即加以逮捕，不用奏请。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 (皇家图书馆) 校书，看见治狱使者来，恐不能自免，便跳楼自杀，未死。王莽听说，觉得奇怪： “扬雄从来不问世事，为何卷到这中间来?” 派人去问，原来刘?曾经向扬雄学作奇字，扬雄本不知他献 “符命” 之事。扬雄被释放出狱，但洛阳人却编了顺口溜来讽刺他： “惟寂寞，自投阁; 爰清静，作符命。”后来，他被王莽召为大夫，并因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 《剧秦美新》而为后代正统士大夫所诟病。扬雄的学术著作 《太玄》 和 《法言》，当时并不被人理解，刘歆甚至开玩笑说： “你的书，谁读得懂?恐怕后人只有拿来盖酱坛子。” 只有桓谭以为绝伦，断定必传于后世。

西汉末思想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郫县)人。西汉成帝时任黄门给事郎。王莽当政后任大夫之职，校书天禄阁。受甄封、刘?之狱牵连，被迫投阁自杀，未死。晚年隐居乡里，沉沦无闻而终。为人口吃，不善言谈，以著作显名于世。早年爱好文学，后来鄙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之事，转而从事学术研究，仿照《周易》作《太玄》，仿照《论语》作《法言》。他推崇孔子，在儒学基础上吸取老子“道德”之言，摒弃其“绝灭礼学”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今文经学和谶纬进行了批判。扬雄思想体系的根本范畴是取自《老子》的玄。认为玄兼综天道、地道、人道，“不见”、“不形”而有无比巨大的作用。玄凭借和陶冶“虚无”而生成天道，贯通神明而生出万物的度数，宰制古今而分化出万物的种类，张设交杂阴阳而生出气，然后通过阴阳二气的变化产生天地万物。玄统辖宇宙间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事物的功能，决定着万物的终始存亡和章显衰微。人类只能顺从它而不能违逆它。玄是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他没有明确说明。依据自己对“大易之损益”、“老氏之倚伏”(《太玄赋》，见《古文苑》)的理解，通过《太玄》阐述了自己的发展观。认为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是阳极阴萌，阴极阳萌，极寒生热，极热生寒。把一年四时，从十一月开始到下年十月为止，分为九个阶段：“中天”、“羡天”、“从天”、“更天”、“猜天”、“廓天”、“减天”、“沈天”、“成天”。描述事物在九个阶段的发展过程说：“诚有内者存乎‘中’，宣而出者存乎‘羡’，云行雨施存乎‘从’，变节易度存乎‘更’，珍光谆全存乎‘猜’，虚中弘外存乎‘廓’，削退消部存乎‘减’，降坠幽藏存乎‘沈’，考终性命存乎‘成’。”(《太玄图》)造成不同阶段变化的是“阴阳盛衰”。“中天”(十一月)阳气始生，万物开始孕育(“诚有内者”)，“廓天”(四、五月间)阳气极盛，阴气开始发生，万物形体发展到极点而内部已经枯竭(“虚中弘外”)，“沈天”(十月)、阴气极盛，万物便凋落收藏(“降坠幽藏”)。人事规律也是通过一系列阶段走向反面。人事发展的九个阶段是：“思心”、“反复”、“成意”、“条畅”、“著明”、“极大”、“败损”、“剥落”、“殄绝”。前三个阶段，人通过起念、考虑而确立一定的意志。中间三个阶段见诸行事而取得成功，这是“福”。后三个阶段则向相反方向转化，由“败损”而至“剥落”、“殄灭”，这是“祸”。故其言曰：“自一至三者，贫贱而心劳;四至六者，富贵而尊高;七至九者，离咎而犯?。”“息与消缄，贵与贱交。福至而祸逝，祸至而福逃。幽潜道卑，亢极道高。”(《太玄图》)认为发展是因循与变革的结合，“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太玄?玄莹》)。有因循而无变革，事物不能发展;有变革而无因循，事物不能发生，“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同上)。变革要合乎“时”，因循要合乎“理”，“革之非时，物失其基;因之非理，物丧其纪”(同上)。他提出“人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的观点，认为人性包括视、听、言、貌、思五方面，每个人在每一方面都有“正”有“邪”，即有善的方面又有恶的方面。人的善与恶不取决于先天之性，而取决于后天“修”、“学”。“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学则正，不学则邪”(《法言?学行》)。“修”、“学”态度应虚心而单纯，“不奸奸”、“不诈诈”。“修”、“学”的内容和标准为“孔子之道”，“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法言?吾子》)，其人存就“则人”，其人亡就“则书”。他反对宗教神学和谶纬迷信、神仙方术。认为“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法言?重黎》)针对天命神学指出：“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何故焉!”(同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成败与天命无关。“邹衍迂而不信”(《法言?五百》)、“黄帝终始”(注： 即五德终始)不过是奸诈的人假托黄帝以售其伪。针对神仙方术指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追求长生不死是没有根据的幻想。认为“以人占天”(发挥人的作用以认识天道)是圣人，“以天占人”(以天道附会人事)是史巫。(《法言?五百》)强调教化，反对重刑，认为“民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刑。觌德则纯，觌刑则乱”。其学说取老子之道德、孔子之仁义、《周易》之象数，开魏晋玄学的先河。扬雄敢于模仿《周易》、《论语》作《太玄》、《法言》，是对今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神化孔子和儒家经书的挑战，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当时诸儒讥笑他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时期吴楚之君?号称王，甚至认为他犯了“诛绝”之罪。但其思想对后代发生了很大影响。桓谭推崇他是汉兴以来未有过的人才，王充称其“卓尔蹈孔子之迹，鸣茂参贰圣之才”(《论衡》)，张衡称他为先哲。唐代韩愈将其与荀子并列，宋代理学先驱孙复赞扬他“始终仁义不叛不杂”(《睢阳集》)，司马光更说：“扬子直大儒者也，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扬子而谁也! 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谈玄》)又著早年的文学作品《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刻意仿效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苑囿、田猎的盛大隆重场面，兼寓讽谏之意。构思宏伟，用辞华丽。后来写的《解嘲》、《逐贫赋》、《酒箴》，自述情怀，更有特色。《解嘲》中写道：“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且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对当时朝廷中权势倾轧、趋炎附势的状况作了有力揭露。又说：“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挽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对于官僚不学无术、奇才异士不能见容的状况强烈不满，表示自己不愿与流俗合污、潜心著述的志向。《逐贫赋》写自己与“贫”的对话，质问“贫”何以总不离开自己，发泄他在贫困中生活的牢骚，构思新颖，笔调诙谐，蕴含着深沉的不满情绪。《酒箴》借咏物抒发不平，说水瓶质朴有用反易招损害，酒瓶昏昏沉沉却“常为国器”，表现出自己的愤怨。他的散文作品，继承了先秦诸子语约意丰的优点，受到韩愈、柳宗元推崇，对唐代古文运动发生过积极影响。此外著有方言一书，分析西汉各地区方言的特点;续《苍颉篇》编成《训纂篇》，为研究古代语言文字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