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

西汉散文。司马迁作。该文作于武帝太始四年(前93)。见《汉书?司马迁传》，《文选》卷四十一。它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字少卿)的一封信。任安曾任郎中，后迁益州刺史，征和二年戾太子发兵杀江充等，命任安发兵，任安未服从，戾太子兵败自杀，任安也被判处腰斩。他致信司马迁，希望迁能“推贤进士”，给予援救，司马迁在他临刑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文中针对任安的来信，说明自己身遭宫刑，地位卑贱，不能承担“推贤进士”的任务，叙述自己遭李陵之祸的前后本末，表白自己崇高的生死观和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忍辱含垢的顽强精神。作者以史为证，阐述了发愤著书的观点：“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者著《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书未成而遭祸，故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完成这部巨著，“垂空文以自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万死不悔。文章结尾描写自己受刑之后痛苦羞辱的心情：“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如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再次说明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理由。全文感情强烈，把自己的一腔悲愤和盘托出，引征史实，采用谚语以阐明观点，抒发感慨，深切感人。文中所论的“发愤著书”观点对后代有深远影响，对著《史记》的原因和目的的说明则有重要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