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

从隋统一到李唐建国初年，其文物制度基本上是承陈、隋旧业，诗文仍盛行南朝齐、梁的华艳和浮靡的风气。但也有进步的士人和史学家，在探讨前代的兴亡治乱时，看到了南朝文风的弊病，提出了文学革新的意见，是后来古文运动和诗歌改良的先声。在这一时代文风的变革中，李谔上书请正文体和魏征在《隋书?序论》中对六朝淫靡文风的批评，都是值得在文学史上直书一笔的。

李谔上书请正文体。李谔，生卒年不详，赵郡人，在隋代曾任治书侍御史，终官通州刺史。南北朝时代，文风日趋华靡，齐梁以降，“其弊弥甚”，其作品，大都缺乏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只是追求形式上用韵用字的奇巧，形成“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的虚华文风。与南朝相比，北朝的文化学术风气较为质朴，但在诗文方面，受南朝作家的影响，文风也以华丽浮艳为尚。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为适应封建政治发展的需要，要求新文风的建立，主张“屏出轻浮，遏止华伪”，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但由于积弊甚重，文风难改，为此，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他在上书中说：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兢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兢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利禄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重昏，贵游总?，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 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址，哝相师祖，久而愈扇。

这一批评是中肯的，但也有偏颇：强调儒学，忽视文学的特点;对建安文学的光华与精神，认识不足。但不管怎么说，他在那个时代，敢发文学改革的先声，指斥文风的积弊，就是很有识见、很可贵的了。

唐代初年，修史的风气很盛，李百药的《北齐书》、魏征等编的《隋书》和他监修的《周书》、《梁书》、《陈书》等，在这些史书的文学家专传或合传(即文苑传和文学传)的前、后序和论中，可看出史学家的文学观，他们在检考前代兴衰得失时，借“传”的序文，批判六朝浮靡的文风，表达了他们宗经、尊圣、辅助教化、切合实用的传统文学观。他们的具体意见是：第一，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以儒家的思想和经典作为根据，指出文学与风俗人伦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学应为教化服务，这反映了唐王朝对文学的要求;第二，反对南朝浮艳文风，主张崇实尚用。《北齐书?文苑传序》中就说“江左梁末……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教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第三，要求建立新文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中说：

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实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其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

魏征在序文里，分析了南、北朝文学的异同和得失，提出了“各去其短，合其两长”文质并重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批评其淫靡，但重视其文采;重乎其气质，但词采又不能与理相符，这个评说是公允恰当的。上述唐初史家的文论，主张兼顾文质，斟酌古今，具有矫正时弊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