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宗乘之庙

位于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正北。普陀宗乘，藏语音为“布达拉”，故又有“小布达拉宫”之称。建于1767年(清乾隆三十二年)。这是为庆乾隆六十寿辰 (乾隆三十五年)，皇太后八十寿辰 (乾隆三十六年)接待国内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而建。庙仿布达拉宫形制，布局随山势自然散置，四年后落成。山门前有五孔石桥，门内有乾隆御笔《普陀乘宗之庙碑记》等石碑。寺内主体建筑大红台高42.5米、宽59米多。整个庙群在松柏之中，显得庄严华丽。

藏传佛寺。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正北。始建于乾隆三十二年 (1767)，历时4年多竣工。普陀宗乘即藏语布达拉的汉译，故又称小布达拉宫。此寺是为庆祝乾隆六旬寿诞，皇太后八十大寿，迎接来自蒙古、青海、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前来觐见而建的。工程浩大，气势雄伟，占地22万平方米，由近40座殿堂、僧房组成，是承德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庙坐北朝南，依山势而建。山门、碑亭、五塔门、琉璃牌楼依中轴线递进，配置均衡对称。采用汉式建筑手法。牌楼以北，30余座白塔、僧房、五塔白台、单塔白台等藏式建筑散布山腰，错错落落，形成极富变化的布局。大红台雄踞全寺最高处，完全是仿照拉萨布达拉宫法式修建的。碑亭中耸立 《御制普陀宗乘三庙碑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3通巨碑。记叙并反映了当时举国团结统一的兴旺局面。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大红台是全寺主体建筑，高达42. 5米、宽59. 7米，高大雄浑。下半部为白色壁面，装饰三层紫红色肓窗，红白相间，色彩鲜明。上部红色壁面，中部辟有6个佛龛并饰有黄紫相间的琉璃幔幛。两侧则辟有真真假假七层藏式梯形窗。大红台为平顶，内外均有女儿墙，上面建有汉式楼亭殿阁。中部是万法归一殿，重檐四角攒尖鎏金瓦顶。台东为洛伽胜境殿和高三层的戏台。台北最高处是慈航、普渡二亭，均重檐金顶。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大有横空出世之感。若从山门仰望。巍峨雄浑的大红台在阳光下红白辉映，各式建筑掩映在苍松古柏之间，庄严、肃穆、幽静的宗教气氛极为浓郁。该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避暑山庄正北狮子沟北岸山坡上。普陀宗乘藏语意为布达拉，故又称小布达拉宫。始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历时4年而成，是乾隆为庆祝60寿辰及其母80寿辰而建。占地22万平方米，由近40座佛殿、僧房等组成，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庙宇。依山势自然散置，由南往北层层升高，布局极富变化。前门有5孔石桥，门内有高大碑亭及巨大石碑3通，皆由乾隆御笔题记。亭北为五塔门，门北山坡平台上，有3间四柱七楼式琉璃牌坊一座。过牌楼，有白台、白台僧房、五塔白台，单塔白台等30余座建筑。白台正北为该寺主体建筑大红台，高43米，宽59.7米，花岗石奠基，大青砖铺瓦，1～4层为实心白色台座，饰以盲窗，上面3层，上下左右间隔开窗。大红台内正中，建有万法归一殿，平面呈方形，面阔进深各7间，重檐攒尖顶。台东有重檐八角权衡三界亭，台北有重檐六角慈航普渡亭。殿及二亭顶均铺鎏金鱼鳞片铜瓦。金瓦、红墙、白台与苍松翠柏相映交辉，光彩夺目，庄重严肃。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外八庙景区狮子沟北的山坡上，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三十六年(1771)。主体建筑仿西藏布达拉宫，故又称“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即布达拉之汉译名。占地22万平方米，有近40座佛殿、僧房，为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乾隆三十五年为弘历六十寿辰，次年为皇太后八十寿辰，为接待前来祝寿的少数民族人士而建。庙因山而筑，可分为三部分：前部有山门、碑亭、五塔门、琉璃牌坊，主要为汉式建筑;中部有僧房、佛殿20余座，大都为藏式白台塔院;后部是主体建筑大红台，式样类似布达拉宫，位于全庙最高处。大红台高43米，宽59.7米，台中央是万法归一殿，面阔进深各七间，重檐攒尖顶，鎏金铜瓦覆盖。庙成之时，适逢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乾隆在此为该部首领渥巴锡举行了盛大法会，并撰有《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抚土尔扈特部众记》记其事。二文均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于石碑，碑立于庙内碑亭中。

普陀宗乘之庙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正北，建于清乾隆三十六年，有“小布达拉宫”之称。此庙为乾隆帝六十寿辰、皇太后八十寿辰接待国内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而建，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形制营建而成。有巨大碑亭，内有乾隆御笔《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石碑三通，还有五塔门、牌楼、大红台万法归一殿、落伽胜境殿、慈航普度亭等。

土尔扈特是蒙古厄鲁特部落的一部分，约在明末时期，他们便向西迁徙，投奔俄罗斯怀抱。到清乾隆时，土尔扈特部已在外流浪140多年。他们在俄罗斯管辖下生活十分艰苦。乾隆年间，首领渥巴锡等甘冒回国杀头的危险，率领17万亲众回归祖国，历时8个月，行程一万里，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到达新疆伊犁的沙拉伯勒界。他们本来准备领罪受刑，不料，开明的乾隆皇帝不但未予加罪，反而多次降旨，令地方官员妥善安置。这时正值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渥巴锡等受命前往瞻礼。乾隆皇帝乘兴写下这两通碑文，抒发了大清皇帝因土尔扈特归顺而产生的大一统的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