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

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支派聂斯脱利派。太宗贞观九年(635)，由叙利亚经波斯传入长安，初称波斯经教，后称景教。其寺称波斯寺，玄宗天宝时改名大秦寺。自太宗到德宗，备受皇帝尊崇，故“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武宗于会昌五年(845)下诏禁佛，该教亦被波及。此后，在中原消亡，但在契丹、蒙古等地依然流行。蒙古人建立元朝，该教重归中原，与当时传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派)统称为“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元亡，该教亦中断。

景教原本是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传入我国以后称作景教。

景教在我国早已不存在了，在世界上的教徒也不多了。只有印度西部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国还有几百万景教徒。但在历史上，景教在新疆以及关内各地却流行了长达1000多年之久。

在新疆境内，景教流传时间是比较长的，自公元6世纪传入，一直到我国清朝后期，总是时隐时现，从未间断。在民间的影响仅次于佛教和伊斯兰教。最盛时期大约在唐朝至元朝的700多年间。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景教僧阿罗本等人经由新疆到内地长安，受到很高的礼遇。唐太宗派出宰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郊隆重迎接。阿罗本等人被安置在皇帝的藏书楼内译经，有时还可在皇帝的内室讨论福音的道理。贞观十二年(638年)，又在京城建造“大秦寺”，允许公开传教。以后的几个唐朝皇帝，除了武则天当政的一个短时期内倡导佛教，使景教受到压制和打击外，对景教都是宽容和支持的，因此发展很快。景教自贞观九年入长安，到永徽元年，仅仅15年时间，除长安建有景教寺外，“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近百年来在我国新疆的许多地方，比如吐鲁番地区的高昌遗址、葡萄沟和鄯善县的吐峪沟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景教壁画以及用叙利亚文、古波斯文、栗特文和以叙利亚字母拼写的栗特文、回鹘文(古维吾尔文)的景教经典残叶。这些都是唐宋时代的遗物。来新疆的德国学者对这些景教文献研究后认为，吐鲁番地区，当时应该是景教的中心。

景教在新疆前后流行了1000多年，在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等方面都留下了痕迹，成为我国新疆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讲到，景教在新疆和内地的传播，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物和文献。这些景教遗物和文献都是在我国新疆地区和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但大部分被英、俄、德、日、法、奥等帝国主义的“探险家”、“学者”所劫走。现在都还保存在这些国家博物馆里。德国人勒柯克，曾在吐鲁番高昌故城遗址中发现了景教寺院和景教壁画的断片，并且还就此写了《高昌》一书。佐伯好郎还对《高昌》一书中的第7表所揭示的景教寺院壁画予以再考证。他认为壁画断片上的4个人物，左边1人左手持盒，右手持盛圣水的碗或钵，是景教教会最下层僧位之执事补，其他3人，各持杨柳小枝，所画的是棕榈祭日(有的称为棕枝主日或圣枝主日和主进圣城节)。据《新约全书?约翰传》第12章第12节、第13节记载，耶稣“受难”燧不久，曾骑着毛驴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圣城，当时，群众手持棕榈枝踊跃欢迎耶稣。为表示纪念，每逢此日，教会多以棕枝为装饰，有时教徒还手持棕枝绕堂一周。这就是棕枝主日的由来。基督教教会规定这个“棕枝主日”在“复活节”的前一周星期日举行。景教徒也是过这个节的。不过，叙利亚的景教徒是用红柳来代替棕榈的。另外，勒柯克在景教寺院东侧的一室中还发现了另一幅壁画，壁画上有一匹马，马上有一肩荷着十字架徽章的人物。我国学者朱谦之先生指出，这个人物就是耶稣基督，而勒柯克更进一步断定这个壁画就是景教的遗物。

在新疆，除发现景教文献外，还发现不少景教壁画和景教石刻。从这些景教壁画和石刻中，不仅可以看到景教在新疆传播的盛况，而且还可以了解景教与其它宗教，特别是与佛教的相互渗透与影响，这些景教壁画与石刻无疑是研究基督教(包括景教)在新疆传播的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和宗教艺术的珍贵资料。

英国人斯坦因，在我国敦煌莫高窟千佛洞中，还发现了被当作菩萨崇拜的景教人物画像。为什么说是景教画像呢? 因为画像的冠上有十字架，胸又有十字纹，而当时在我国各种宗教的画像中只有景教画像才有十字架和十字纹。把耶稣基督画得像个菩萨，无疑是受了佛教的影响。这在我国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陈列的景教石刻中也有所反映。泉州景教石刻，有的是十字架、云纹、莲花、火焰;有的是头戴僧冠、手持圣物、两膀飘带飞舞、展翅翱翔在空中的天使，造形极为美妙。从莲花等图案上看，显然也是吸收了佛教艺术的。

新疆发现的景教文献和遗物，毫无疑义是研究新疆古代民族历史、文化、宗教、语言、文字的宝贵资料。但可惜的是，直到今天对这些文献的遗物的研究还是很不充分的。因此，对于景教就只能作此一般的介绍了。

唐代入华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专称。元代与当时入华的天主教合称“也里可温教”。唐贞观九年(635)，叙利亚教士阿罗本从波斯经西域至长安，译经传教;三年后，始在长安义宁坊建“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一座，度僧21人。高宗时，各州纷纷建寺。德宗建中二年(781)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内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等语，其盛可知。在武宗会昌五年(845)诏令禁佛时遭波及，数以千计教士被强迫还俗，因“不杂中华之风”，遂绝迹于中国内地，仅流行于新疆等地区。元代复随蒙古军队东来，自喀什噶尔至大都，沿途无一处无之。举凡喀什噶尔、和阗、吐鲁番、哈密、阿力麻里、伊犁、轮台、沙州、甘州，均有其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