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

北宋思想家。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俊辩能文，知名当世。庆历二年(1042)举“茂才异等”不第。退，倡立盱(xūi虚)江书院，从学者数百人，称盱江先生。皇钓(1049―1053年)初，范仲淹荐其任太学助教，后升直讲。通经术，独不喜《孟子》。认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反对不许谈“利”、“欲”之虚伪道德观。政治上拥护庆历新政，重视农业生产，指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应做到“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提出“限人占田，各有顷数”的主张，将过多之工商业者与道士、和尚、巫医卜相、倡优等驱之务农，以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所著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另《宋元学案》集有其《常语》若干条为文集所未收。

北宋思想家、诗人。字泰伯。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因南城在盱江边，故又称“盱江先生”。出身寒微，自称“南城小民”。皇钓初年(1049)范仲淹以其人才，荐为试太学助教，曾上《明堂定制图》。后应试制科下第后，便无意科举，立学授徒。宋仁宗嘉钓(1056―1063)中，曾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一生贫困。作为思想家，他反对道学家的清心寡欲之说，以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肯定了人性与人欲的物质基础，对于其时的假道学是一反驳。作为诗人，其诗常涉及政治时势与民间疾苦，意境及辞句多能平中见奇，如《读长恨辞》：“蜀道如天夜雨淫，乱铃声里倍沾襟;当时更有军中死，自是君王不动心。”一反《长恨歌》老调，把眼光落在了士卒之死上面。其诗师法唐皮日休、陆龟蒙，以中兴诗道自命;落笔讲求别辟蹊径，“意熟辞陈未足云”(《论文》)。他的创作实践也确实如此，只是通体尽善尽美之作不多。著述颇丰，有《周礼致太平论》、《土书》、《平礼论》、《退居类稿》、《皇钓续稿》等。文集有《李直讲先生文集》。事见《宋史?文苑传》。

北宋思想家。字泰伯，学者称盱江先生，又称直讲先生。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景钓末曾应乡举，庆历初复应制举，皆不第。后创立盱江书院，以教授为业。皇钓中以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历任太学说书、权同管勾太学。其思想涉及哲学、政治、法学、经济、军事等，王安石变法与永嘉事功学派都在思想渊源上受到他的影响。其著作由后人编为《直讲李先生文集》(亦称《盱江文集》)，今整理为《李觏集》。

哲学思想　在自然观上，李觏认为“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主张气构成万物，而且只有阴阳两气相互作用才能产生万物。这种自然观不仅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而且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倾向。在认识论上，他指出“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承认人的思想来自感觉，感觉则来自外界事物对感官的作用;又提出“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强调后天学习对人的思想、认识，德性的重要性。他以“常”与“权”的辩证关系探讨了事物的常规性和变动性的关系，认为“常者，道之纪也”，“权者，反常者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在此前提下，他力倡“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从哲学思想上为北宋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无神论上，他力斥佛道，认为崇佛信道有“十害”，排佛黜道有“十利”，乃使人民乐业、国家富强的“万世之策”。他对神仙方士、巫医卜相、图谶五行、吉凶祸福，鬼神迷信亦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批判，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位战斗的无神论者。

政治思想　革新政治是李觏政治思想的核心，为此他提出“开讳”、“备乱”、“虑永”等主张。“开讳”即除去忌讳，广开言路，正视国家存亡、生民利病等严重问题，鼓励臣下谏诤人君的过失。“备乱”即指戒备危乱国家的势力，这种势力一为“盗”，一为“奸”，“盗”不足为患，而“奸”因“盗”势，以杀“盗”为名，笼络人心，则有可能成为抗衡朝廷甚或取而代之的势力，故帝王应居安思危、虑乱于治。“虑永”即长远打算的原则，他认为天下祸患皆积累而成，故人主应“舍近而谋远”，为子孙谋，为万世计。他提出了改革吏治的一系列措施，例如，他抨击宋代官吏凭年资叙迁的陋规，主张以“效实”为用人原则;反对专试记诵与诗赋的科举取士的方法，建议“试之以事”，“事雠其言，然后命其官”。这些政治上的思想、原则及主张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贺圣迪)

法律思想　李觏认为有仁义智信，然后有法制，以礼为治国之本。主张以教化为先，刑策其后，教化同刑罚并用。主张用刑要慎，不能滥用重刑，建议采用“困辱”之法，使罪犯感化而自新。对宋代的赎罪制提出异议，认为用钱赎罪，会启人以恶，助长不良风气。反对朝廷滥施赦宥的作法，认为任意施赦，使杀人者无以惩其恶;被杀者无以伸其冤，主张慎赦。强调执法要公平，应不辨亲疏，不分贵贱，有罪者“一致于法”。认为“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不能有所私。主张法令制定后，要保持相对稳定性，不可经常变动。(戴建国)

经济思想　在土地问题上，李觏认为“土地，本也;耕获，末也”，土地是一切社会的根本问题，农民所以饥寒，只因“土非其有”。为使“耕者得食”，他提出了“平土”，即均田的具体方案，从经他美化的《周礼》田制中找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理想蓝图。这一蓝图以“损上益下”为基本思想，以“均田”、“限田”为双重内容，均田即由国家分地给无地或少地农民，限田即对贵族、官吏占田实行抑制政策。在劳力问题上，他主张“行抑末之术”，把僧道、冗吏、巫卜、倡优等游民驱回到土地上，以解决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做到“人无不耕”。在农商关系上，他提出应防止巨商大贾操纵物价、垄断市场，采取平准、平煎等方法加强国家对商业的控制，以“舒贫窭而钳兼并”。在赋役问题上，他认为北宋繁重的赋役使农民与小地主不堪忍受，故主张：一、“薄税敛”，“轻者不减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二、“平其徭役”，即对官僚地主的免役特权进行限制;三、防止官吏厚敛。在理财问题上，他一反“贵义贱利”的传统观念，强调“财用”的重要性，指出“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已显露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在理财具体方法上，他主张“强本节用”，“量入以为出”，反对“厚取于民”。其经济思想涉及北宋中期重大社会问题，包涵着广泛的社会内容与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中虽有空想的成分，但无疑是切中时病的进步的经济思想。

军事思想　针对辽夏侵扰，李觏主张“修诸内而后行诸外”，采取“权制”即机动的原则。认为兵贵在精而不在多，应经常训练，芟除冗弱，奖励勇敢。对将帅应赋与独立指挥权，取消近臣监军。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做到兵知将心，将知兵力，在中央控制禁军同时，必须实行“乡军之法”与“屯田之法”。在战略战术上，他提出“本末相权”的原则，认为“仁义者，兵之本也;诈力者，兵之末也”，“本末相权，用之得所”，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

李觏是北宋理学形成时期在理学之外独树一帜的杰出思想家，其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使他不仅在宋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亦有不容忽视的位置。（虞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