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

南宋诗人，“中兴四大家”之一。字廷秀，号诚斋野客。吉州(今属江西)人。家世清寒。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举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零陵丞。因张浚勉以“正心诚意”，故自号诚斋。孝宗即位，除临安府教授，知隆兴府奉新县，有政绩。乾道六年(1170)上《千虑策》，为国学博士，迁太常博士、礼部右侍郎、将作少监等职。淳熙元年至六年(1174―1179)，相继在漳州、常州等地作官。十一年，为吏部员外郎，以此，相继升任以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左司郎中、秘书监等职。绍熙元年(1190)，在策文中得罪孝宗，出为江东转运副使。后忤权相韩?胄，改知赣州，不赴乞归。嘉泰三年(1203)，进宝谟阁学士。卒年80，谥文节。一生作诗4200首，诗文全集130余卷，今俱在。早年作诗学江西诗派，绍兴三十二年(1162)，自焚少作，决心师法自然，而不师法古人，诗格为之一变。其诗多写自然景物，观察细致，体会深刻，描写生动传神，别具风趣。也写对国事的忧虑，对南宋统治集团有含蓄批评指责。其诗亦反映民生疾苦，然稍嫌浮浅。亦有题材琐碎，趣味无聊之作。其诗风突出地表现为“活脱”，构思新颖奇特，笔调幽默诙谐，语言通俗活泼，风格爽朗轻快，独立门户，自成一家，时号“诚斋体”。其一生所作，依时序自编为《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续集》、《退休集》。亦长于作赋与散文。有《诚斋集》传世。

南宋著名诗人。字廷秀，号诚斋野客。赠光禄大夫，谥“文节”。吉州吉水?塘(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小于陆游两岁，小于范成大一岁。他的家世中没有作官的，因而家道清寒。绍兴二十四年(1154)，他与诗友范成大同年进士登第。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丞。在永州日，杨万里得见谪居于此的张浚，张浚勉励他“正心诚意”，杨万里大受感动，终身奉之为师，自取名“诚斋”，意欲持身立节。宋高宗传位给孝宗，孝宗继位，锐意恢复，起用张浚，张浚入相后，即举荐杨万里，除临安府教授。他在任期间，秉性刚直，遇事敢言，曾上《千虑策》以论国事，也曾率兵镇压过广东农民起义，并因此升广东提点刑狱。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受禅，召杨万里为秘书监，乃文学“清秘”之职。他虽身在朝廷，终因不会取媚，为上所憎厌，遂出为外省小官，他疏其不便，不奉召，又忤宰相，因而乞祠禄而归。晚年又因权奸韩?胄当国，誓不出仕。韩在西湖筑南园，请杨万里作“记”，他坚决峻拒。归里期间，杨万里深知昏君奸臣误国日甚，于是忧愤成疾，家人知其忧国心重，凡时政消息俱不敢报知。忽一日有族子从外而至，不知其情，告之韩?胄出兵之事，杨万里痛哭失声，呼纸大书其罪状，愤恨笔落而逝，年八十整。杨万里一生俭苦，“清得门如水”，视仕宦如敝屣，视金玉如粪土，他任满江东时，应有余钱万缗，竟全数弃于官库，不取而归。杨万里在诗坛上多被称之为诚斋。其诗始学江西派，继学王安石，晚学唐人绝句;最后抛开前人，而因物感兴，信手发挥。诚斋诗力主“活法”，讲求新、奇、活、快、风趣、幽默、层次曲折、变化无穷，常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是写《初入淮河四绝句》这样有感国运的诗作，也不滞重;至于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尤见思致的新鲜活泼，语言的浅近灵动，以致形成了中国诗史上脍炙人口的“诚斋体”。诸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之类的诗句，可谓妇孺皆知。杨万里另有《诚斋诗话》、《诗论》等关于诗歌理论的集子和文章，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杨万里一生，为人可敬可师，克己奉公;为诗独僻蹊径，自成一体。故而其人其诗为人民所爱，亦为士林所称道。他的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时称南宋四家。其传世之作有《诚斋集》。研究资料，可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中华书局版)，周汝昌《杨万里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南宋诗人、学者。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杨万里曾受学于南宋名臣张浚，张浚以“正心诚意”逸之，因自名书室为“诚斋”，世称诚斋先生。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张浚重新起用，荐杨万里为临安教授，以父丧未能赴任。服丧期满，改知隆兴府奉新(今属江西)县，禁吏胥贪赃，甚得民心。乾道六年(1170)，上《千虑策》，受到宰相陈俊卿、虞允文的重视和推荐，召为国子博士。次年，侍讲张?(张浚之子)因反对任命外戚张说而谪守袁州，他抗疏挽留，并致书虞允文劝其主持公道，大受公论赞许，屡迁太常丞。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淳熙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升任广东提点刑狱。淳熙九年，因母丧去职。十一年，服满回朝，任吏部员外郎，升郎中。次年，因地震应诏上书，劝告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治舰扼险”，“足国裕民”。十三年，迁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向宰相王淮推荐朱熹、袁枢等人才，后迁秘书少监。十四年，高宗卒，反对以吕颐浩配享庙祀，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触怒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召任秘书监。岁末，金使来贺正旦，他奉命为接伴使，行途中题咏颇多。绍熙元年(1190)，出任江东转运副使，上书反对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触怒时相，改任赣州知州，遂请求还乡，以宝文阁待制致仕，闲居乡里长达15年之久。宁宗即位后屡召，时韩?胄专权，他坚辞不就。忧国成疾而卒。万里秉性刚直，力主积蓄力量，抗敌御侮，恢复中原，反对苟安，不与奸佞合流。一生忧国恤民，志在报国而无用力处，临终抱憾索笔写下了“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的遗言，与陆游《示儿》诗体现了同样深沉的孤愤悲哀和爱国情怀。著有《诚斋集》，包括《江湖集》、《荆溪集》等10种诗集，文集部分收其各种文体的作品以及《心学论》、《庸言》与《诚斋诗话》等专著。其他单行著作还有《诚斋乐府》与《诚斋易传》等。

杨万里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家”，今存4200余首，内容比较充实。第一部诗集《江湖集》中就有不少忧国之作，如《读罪己诏》、《道逢王元龟阁学》、《故少师张魏公挽词》等。淳熙十六年冬奉命迎接金使，北渡江淮，忧愧悲愤，写下著名的《初入淮河四绝句》，抚今追昔，百感丛集，即景抒怀，比兴互陈，达到了其所追求的“诗已尽而味方永”的艺术境界，洋溢着深沉的爱国之情。杨万里还写了一些反映农民劳动生活的诗，如《竹枝歌》七首表达了作者对舟人纤夫雨夜艰辛行船的同情关切;《圩丁词十解》赞赏了水利工程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其他如《插秧歌》、《悯农》、《悯旱》、《农家叹》、《秋雨叹》等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农民遭遇的悲悯之情。杨万里诗初学江西派，《江湖集》自序说：“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年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第二部诗集《荆溪集》自序中说其初学江西，又学陈师道五律、王安石七绝，后来还学过晚唐诗，直到51岁才“忽若有悟”，自辟蹊径，面向大自然寻找诗意，终于自成一家。他在《跋徐恭仲省?近诗》中指出：“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由师法前人到自筑诗坛，终于摆脱了江西派诗风，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影响颇大的“诚斋体”。诚斋体的形成与他擅长“活法”有关。“活法”原由《江西诗社宗派图》作者吕本中提出，意在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违规矩。杨万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师法自然，即追摄造化，善于捕捉稍纵即逝、转瞬即改的自然情趣，用生动活泼而富有变化的语言表现出来。诚斋体最大特点善于巧妙摄取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动态，把诗写得新颖活泼，别有情趣。他往往通过景物的“活”来表现意趣的“活”。例如《过松源晨炊漆公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不仅想象丰富奇特，而且景物活，意趣活，表现也活，一笔一转，一转一境，生动自然，表面写人行山中的感受，真意却在说明生活哲理。诚斋体的另一特点是幽默诙谐。大自然的一切，大至日月山川，小至花草蜂蝶，涉笔成趣，皆入诗中。如《嘲蜂》、《嘲蜻蜓》、《嘲稚子》、《嘲星月》、《戏笔》等写得幽默谐趣;而《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篙师只管信船流，不作前滩水石谋。却被惊湍旋三转，倒将船尾作船头。”诙谐中寄寓讽刺之意和激愤之情。诚斋体的又一特点是语言平易浅近，自然活泼，熔炼俗谚俚语入诗。如《竹枝歌序》称隐括纤夫舟人“吟讴啸谑”而为歌，吸收了民歌的语言形式。又如《檄风伯》写与风神相戏：“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端能为我霁威否?岸柳掉头荻摇手!”其用语与景物、意趣等同样鲜活洒脱。杨万里的诗歌理论强调作诗的“活法”，主要见于《诚斋诗话》与相关序文中。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如《诗论》称诗是“矫天下之具”，认为诗歌应有为而作，起扬善讽恶的作用。在表现方法上，重视委婉含蓄，尚“意”重“味”。他崇尚独创，反对一味地模拟。评论前人既推崇杜甫、黄庭坚，也称赞李白、苏轼，善取众长融会贯通。《诚斋诗话》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杨万里不仅诗有别才，词亦有奇致。词风活泼清新，饶有趣味，如《昭君怨?赋松上鸥》：“偶听松梢扑鹿，知是沙鸥来宿。稚子莫喧哗，恐惊他!俄倾忽然飞去，飞去不知何处。‘我已乞归休’，报沙鸥。”杨万里的辞赋也有特色。如《浯溪赋》借唐代历史讽谕时事，批评宋徽宗、高宗父子，时人争相传诵，与范成大《馆娃宫赋》齐名。《海赋》描写了宋军以海船于采石矶大破金兵的战役，以散势行韵文，流利自然。(徐时仪)

杨万里也是著名的学者与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较集中反映在《千虑策》三十道中，对“君道”、“国势”、“治原”、“人才”、“选法”、“刑法”、“民政”等重大问题，总结了靖康以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大计方针。概括说来，第一，他认为国运在于人为，立国在人而不在天，“保国之大计，在结民心”，而关键在于君主;第二，他反对苟安求和，力主牢固防守下待机进取的抗金方略;第三，强调要重视选拔与储备人才，主张改革制科考试，同时不拘尊卑广开选材途径;第四，采取各种措施，缓和社会矛盾，提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雠也”的民本思想，提醒统治者民怨“一发则必极于大乱而不可止”，指出“养民在仁政”。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有《诚斋易传》20卷，另有收入《诚斋集》的《心学论》、《庸言》、《天问天对解》等。他认为元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源，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使宇宙万物产生变化;承认宇宙无限，“天无色亦无方，岂有九天之涯际哉?”主张“太极”是“元气浑沦，阳阴(天地)未分”，“无极”是“无声无臭之至”，反对周敦颐以“太极”、“无极”为虚无的观点;在道器关系上，强调“唯有是物，然后是道有所措也”;其“火托于薪而有质，薪化而质不化”，已有物质不灭的初步认识。他精于《易》学，好引史事来说《易》，反对“空谈性命”，认为《易》之道源于天地之道，因而应“以天地(道理)理(治理)天地”，也有积极的内涵。他认识到事物转化的原因是“反者激之极”，指出“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立”，“阴阳消长如循环”，颇有辩证法思想。（虞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