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

是对特定的当代民族文化的系统性描述，通常通过田野调查来完成。民族志和民族学这两个概念有相近且复杂的历史联系。“民族志”和“民族学”这一对名词在18世纪被提出，对它们的提出作出很大贡献的是当时的德国学者。之后，在英法等国中应用。民族志是系统化的和比较的文化研究的结晶。它体现了这样一种人类学的理论根基：启蒙运动、对非西方的人的探索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民族学实地调查是民族学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的架构的源泉。在人文科学发展的200年历史中，民族学、民族志概念的外延有许多改变。民族志从开始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对之耳闻目睹的情况的如实记录。这些记录从只言片语到大篇幅地相对系统地描述记录了自然地理环境、民俗民风。这类民族志主要著者是传教士、士兵、旅行者。随着古典进化论的建立，对民族志的要求提高了，一些学者和学会对怎样开展民族志调查提出了纲领性意见。民族志为古典进化学派的两个研究重点服务：婚姻家庭的历史溯源;宗教起源与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大量民族志出现。这一时期的民族志的著者多为训练有素的学者，他们在严密的程序下系统地收集人类语言、习俗、工艺品等等。他们还要对材料进行筛选，访问从异地归来的旅者。进而，民族志集结成文。在另一方面，民族志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对那些坐在摇椅上的理论家的观点进行检验。民族志材料浩繁，于是就出现了撰写者如何选择材料和选择哪些材料的问题。有些人通过设定主题和缩小观察点来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但是，人类学的研究应建立在“全面”材料的掌握的基础上。对民族志的批评之一就是认为民族志是为自己的理论量身裁衣。博厄斯(Franz Boas)阐述的整体论的观点大大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一些精于民族志观察的人类学者的专题性著作出现了。这些著作是从里弗斯(W.H.Rivers)的《托达人》(1906)到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ecliffe-Brown)的《安达曼岛民》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其实，这一问题远没解决。现代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的记录功能提出质疑，认为它经不起更大范围的民族志的检验，民族志不过是调查者对自己最了解的部分的民族志记录。现今，一些人类学者提出用修饰性的或认识论的方法来摆脱不断增长的民族志的压力而出现的与文学交叉的民族志的撰写，即强调人类学者在撰写中加入创造性的情感而不是单纯的材料罗列。或者赋予民族志以政治意义，使它看起来更像殖民史的证据而不是中肯的民族志的观察。同时，一些理论者批评早期的民族志作品中没有做到理论与材料的很好整合。

记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的书，可看作是对内容题材的分类之一，也可看作书籍的一种体例。英文“民族志”一词源于希腊文“民族”与“记述”两词，汉文从英文意译而来。一般认为，民族志是对具体民族的具体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的详细记录，是以系统搜集和反映有关民族的情况资料为主要任务的。20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均以“民族志”一词指对欧洲以外的不发达民族进行考察和记述。1940年以来，有人提出“对文明民族也可以作民族志的研究”。中国在解放前沿用西方的概念和用法;解放后，赋予它新的含义，认为民族志是对世界各民族基本情况的记述和介绍。我国已出版了大批的民族志书。

英文Ethnography的意译，该词源出希腊文ethnos(民族)和gra-phein(记述)，意为“关于民族的记述”。在西方国家， 常将“民族志”和“民族学”(Ethnology)加以区分; 但对两者如何区分，则至今仍有争议。一般认为，民族志是对具体民族的具体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详细记录，即以系统地搜集有关民族的资料为主要任务，故亦称“记述民族学”;民族学是对民族志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 并对搜集和解说民族志资料提供理论原则，故亦称“比较民族学”或“理论民族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西方均以“民族志”一词指对欧洲以外的不发达民族进行考察和记述。1940年以来，有人提出“对文明民族也可作民族志的研究”。在中国，解放前采用西方的用法;解放后赋予它以新的含义，认为民族志是对世界各民族基本情况的记述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