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碣与石刻

曲阜碑刻 现今的曲阜城是春秋鲁国的古都，自汉代以后作为纪念孔子的古城而名闻遐迩。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伴随着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地位的不断抬高和追封，这里的书法碑刻便如同一轴历史的画卷，吸引着历代的书法爱好者。在孔庙的大成殿两侧的“两庑”中(过去是供奉配享的历代儒学名家的)，现在陈列着历代碑刻。东庑中陈列着西汉刻字的“五凤”碑;东汉刻石有《礼器碑》、《乙瑛碑》、《孔宙碑》、《史晨碑》等，都是汉代隶书的珍品。北朝碑刻中有著名的《张猛龙清颂碑》，它是具有特殊风格的魏体书法精品。东庑中陈列着《玉虹楼法贴》原石584方，是清代书法家孔继涑(1727―1773)摹勒的历代书法家的真迹，这在清代汇帖中是佼佼者。西庑中还陈列汉代画像石刻100余方，是从曲阜附近一带征集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孔庙的同文门后西侧的院落，原是祭孔人员的斋戒沭浴之所，名为“斋宿”。现在这里则嵌历代碑碣100多方。奎文阁前有两座明代修建的御碑亭，阁后第六进院内有13座御碑亭，南8座，北5座，分两行排列，保存了唐宋以来的大量石刻文字。

在以孔子墓为主体的历代孔氏家族的坟园――孔林里，还有许多历代名人书写的碑碣石刻，如李东阳、严嵩、翁方纲、何绍基、康有为等人的笔迹，都是世间罕有的书法瑰宝。

泰山石刻 泰山由于是历代王朝的封禅活动，又因是道教活动的中心，而成为一座历史的山，文化的山。从泰山脚下的岱庙一直到岱顶可以称为中国历代书法石刻的长廊。据有关资料记载：“泰山自秦汉、以迄北齐、魏、隋、唐、宋、元、明、清碑碣如林”，尽管几千年来，大自然和人为灾害不断破坏，但幸运保存下来的仍有1500多块。这些刻石主要分布在岱庙和登山的盘道两旁，总体可分为两类，一为采石勒立的碑刻;一为因地制宜镌刻的自然刻石。

采石勒立的碑刻主要集中在岱庙里。岱庙碑刻有些重要的如韩琦、蔡襄、范仲淹、欧阳修、石曼卿、苏子美、林逋等的石刻已沦落坏失，但现存的150余块中，中国书法艺术的真、草、隶、篆四种基本笔体样样俱全，有些乃是稀世珍宝。如秦始皇封泰山刻石，是岱庙中保存最早的石刻。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封禅泰山时，为重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泰山诏书，表彰始皇帝伟业，命丞相李斯亲自篆书刻制而成，具有很特殊的艺术价值，受到世代人们的珍重。“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简称“衡方碑”)是泰山保存最早的汉碑。“衡方碑”为隶书，端凝浑厚，丰而不侈，方而不倨，以体丰骨壮而著名，为汉碑中之佼佼者。“汉故彀城长汤阴令张君表颂碑”，俗称“张迁碑”，碑额为篆书，正文为隶书，字体端直朴茂，笔画方正古拙而多变，有“蚕不并头，雁不双设，外方内圆，内捩外拓”的评语，历来为书家墨士的范本。“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通体为隶书，碑文笔势谨严，字画方劲厚重，文词古雅，是国内晋代三大丰碑之一。“双束碑”，俗名“鸳鸯碑”，是一唐代石刻，它由两块高2米、宽0.60米的碑合并而成，除两石衔接处无刻字，其余三面均有文字，并且每面分四、五层不等，皆正楷书写，它是唐高宗、武则天皇后封禅时所刻的27篇修斋建醮的记事碑，碑文多用武则天改制的文字，为我国古碑刻所少见。《大唐齐州神宝寺碑》，记叙了泰山神宝寺的创建史。神宝寺是唐代“四绝”之一的灵岩寺的前身，因此，此碑是研究灵岩寺历史和胜迹的重要资料。另外，《大宋封东岳天齐仁圣帝碑》、《大宋封祀坛颂碑》、《宣和修泰岳庙记碑》、《宋天砚殿碑铭》、元代碑刻“太师泰安武穆王神道之碑铭”、明代朱元璋封泰山神的两块碑、清乾隆皇帝亲自以汉、满两族文字对照撰写的“重修岱庙碑记”等等，都是非常珍贵的书法刻石珍品。

泰山的自然刻石，最为丰硕灿烂、壮观异常。在蜿蜒10公里的东路和山顶的岩石峭壁上，凡能引人瞩目、适于刻凿的地方，大都充盈着绚丽多彩的历代石刻。这些石刻有的标志地点，如“快活天”、“仙人桥”、“瞻鲁台”等;有的颂泰山，如“泰山岩岩”、“东天一柱”、“五岳独尊”、“万代瞻仰”等;有的写泰山风景，如“松涛云壑”、“月色泉声”、“海日奇观”、“果然绝景”等;有的为祭物封禅，如“纪泰山铭”、“万丈碑”、“宋摩崖”、“清摩崖”等;有的是诗词集句，如“天门长啸”(李白《泰山吟》)“山高水长”(范仲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等;有的则是宗教内容，如“洞天福地”、“从善如登”、“问心朝山”、“仰答神庥”等。在这些自然石刻中，以经石峪和岱顶的唐摩崖石刻《纪泰山铭》最负盛名。经石峪石刻在泰山大罗汉崖下址、斗母宫东北方的山涧中的一片广约3000平方米的平滑石坪上。上面镌刻了《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上卷经文，每个字字径约50公分，深1―2公分，字迹波磔古宕，气势雄奇，历有“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的赞誉。经过千余年的山水冲刷和风雨剥蚀，这部约5000字的摩崖石刻，虽然仅剩1071字，仍然被中外书法家视为稀世珍宝。位于岱顶大观峰南面的《纪泰山铭》摩崖石刻，高13.3米，宽5.3米，额高1.3米，乃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三年(725年)封禅泰山时亲笔撰书所刻。铭文4段24行，每行51字，连同铭额整整1000字。此刻文通篇隶书、字径5寸，不仅文词雅训，而且书法遒逸婉润、端严雄浑，被后人评为“最为得意之笔”。著名诗人朱彝尊曾跋云：“御书遒劲若怒猊渴骥，羁束安间不比孝经多肉少骨，若唐隶尽如此，何惭汉碑碣乎!”《纪泰山铭》石刻不愧为祖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一份瑰宝。

现代的人们都以“中国历代书法艺术展览”的美誉称赞泰山刻石，这是并不过分的。

除曲阜、泰山的石刻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的书法遗存最著名的是平度大泽山和莱州文峰山上的摩崖刻石。这两处都是北魏书法家郑道昭撰写的。

郑道昭(?―516)，字僖伯，为北朝四大豪族(崔、卢、王、郑)中郑氏之后裔，河南荥阳人，《魏书》称其“一代文宗，好为诗赋”，曾任光州(治所在今莱州)剌史，“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北魏永平年间，这位“为吏民所爱”的剌史，于公务闲遐登高览游，在大泽山天柱峰(现在的平度县城北)、云峰山(现在的莱州城东南)，留下了《郑文公碑》、《荥阳郑文公之碑》(俗称上、下碑)《观海童诗》、《论经书诗》等二十余处书法石刻。这些石刻均在山麓至山顶的突出岩石的侧面，或矗立、或斜倚、或偃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是难得的北魏书法石刻瑰宝。

在这些石刻中，以《荥阳郑文公之碑》(云峰刻石，又称下碑)最为突出。此碑乃一天然岩石，高2.8米，宽3.6米，记载了郑道昭的父亲郑羲的生平事迹和著述，长达1300余字。它与《郑文公碑》是典型的功德碑，在书写上圆笔多于方笔，字体方整严谨，因受界格约束，略有板滞之感，具有隶书韵味，某些笔画也具篆意。《论经书诗》等诗铭、题记则是圆笔和方笔兼用，字体雄放，虽为魏体，隶意较浓。总之，郑道昭在继承秦、汉、魏、晋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民间圆笔之法，又借鉴南朝的行草风神，然后加以创新，形成了谨严、浑厚、结字匀称、气势磅礴，又笔势洞达、温雅、飘逸，于规矩中充满着自然天趣的艺术风格。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对《郑文公下碑》的跋，相当准确地概括了郑道昭的这种风格：“通观全碑，但觉气象渊穆雍容，骨势开张洞达，若逐字察之，则宽和而谨栗，平实而峻肆，朴茂而疏宕，沈雄而清丽，极正书之能事。后来家书，唯登善《伊阙》、颜鲁公诸碑版差堪承接。”可见，郑道昭被人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书圣”，与祖籍山东迁居江南的“书圣”南朝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可以相媲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