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说

清初期王士祯的论诗主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祯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者诸家。”士祯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认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诗之最高境界。所选《唐贤三味集》排斥李杜，专录王(维)孟(浩然)诗派“冲和谈远”之作;所写流连光景的诗，清新、含蓄，神韵自然，故风行一时。但神韵说“诗中无人”，脱离社会现实，空灵、玄虚，被人非议，稍后又受沈德潜、袁枚等人批判。

为清代王士祯所倡导的诗论观点。对于“神韵”，王士祯并没有专论进行具体系统的解说，他之所以以“神韵说”著称，因为他曾编选唐人诗集《神韵集》，而此书也已失传。他所倡导的“神韵”观点，体现在对诗的具体品评散论之中。从他的诗评中可以看到，他所推举的“神韵”是一种神清意远的诗的风格或境界。他在《池北偶谈》中说：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河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这里所说的“清”与“远”也正是王士祯“神韵说”的核心。所以，他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取“雄浑”、“豪放”等诸品，而独取“冲淡”、“自然”、“清奇”三品，这与他所推崇的清远风格是一致的。正如翁方纲所指出的“先生于唐贤独推右丞、少伯诸家得三昧之旨，盖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欲以雄鸷奥博为宗”(《七言诗三昧举隅》)。他所列举的具有这种清远风格的作品多是描写山水自然的写景之作，词清意远，具有超凡脱俗的气味，耐人寻味的意韵。所以，王维、孟浩然一派的诗作得到他的标举。

“神韵”一词很早就出现在画论和诗论当中。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曾有“神韵气力”之语，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曾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到明清时代，“神韵”一词已多为使用，如明胡应麟的《诗薮》中多处出现“神韵”一词，清王夫之评诗时也多次使用“神韵”一词。但是，王士祯之前“神韵”的含义并不十分确定，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使用。对于诗画皆通的王士祯继承了前人使用的“神韵”一词，并融之于他所推崇的严羽、司空图、钟嵘等人的论诗主张，因而使“神韵”一词有了特定的含义，专指诗的那种神清意远超凡脱俗的境界，并把诗的“神韵”境界强调到诗的不可缺少的品格，使“神韵说”成为清代重要诗说之一，其影响在清代诗坛达近百年之久。

王士祯的“神韵说”对诗的蕴藉，诗的“味外味”的强调，实际上是对诗的艺术特性的强调，因而在当时具有积极作用。对于纠正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肤廓，以及后来公安派矫枉而过于浅率的诗风，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清王士祯首倡。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达近百年之久。王士祯之前，虽有许多人提到过神韵，但还没有将它看成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神韵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说法，只是大体上指与形似对立的神似、气韵、风神一类内容。至王士祯才将它做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祯对严羽的“以禅喻诗”深表赞许，他说：“严沧浪(严羽)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逸品”。(《带经堂诗话》)从诗歌反映现实又不应太执著于实写这一点讲，他的诗论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他是以远离现实为旨归的。从神韵说要求出发，王士祯还强调创作过程中“兴会神到”的重要性;强调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正因如此，故他选编《唐贤三昧集》，竟不选李白、杜甫的诗。在王士祯之前，由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言必汉唐，造成了诗走向肤廓、貌袭的流弊，而公安派矫正前后七子之失，其弊又流于浅率。王士祯企图矫正两派之失，提倡神韵说，但由于片面强调空寂超逸、镜花水月的境界，导致了诗歌走上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道路，抹杀了诗歌的积极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