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文化选择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挥军东下，力克田齐，最后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封建专制帝国的建立，是在新的基础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商周大一统王朝的复归，是对春秋战国数百年间诸候割据、列国争霸、政治分裂、社会混乱无序局面的否定。秦帝国的建立，是春秋战国数百年间中国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文化意义上说，秦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又是自商周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晶，大一统专制政体本身就是特定文化的政治体现。秦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符合大一统社会所需要的大一统文化体系的建立创造了必要前提。然而，秦帝国建立了，又很快灭亡了，其原因何在?这与秦帝国的文化选择，亦即与秦帝国的文化政策有何关联?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明乎此，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大一统文化体系的建立对大一统帝国的巩固与安定，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才能从反面看到齐鲁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齐鲁文化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秦帝国建立十数年便迅速覆亡，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这与秦帝国的文化选择，即秦帝国所奉行的文化政策有直接关联。秦封建专制政体建立的本身是商周春秋战国以来文化发展的结晶，是特定文化内涵的政治体现。在先秦文化的各家学说中，从儒家到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等，无不表现出对建立大一统专制政体的关注，无不将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制度视为各自学说的目标之一，而法家学说在其中的作用尤为直接和突出。但是，包括法家学说在内的各家学说中的这一特定文化内涵演化为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即表明这特定的文化内涵业已制度化，凝固为秦以后2000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的“硬件”。绵延2000年之久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当然正是一种文化、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政治体现，它是先秦中国文化发展的硕果之一，并在秦以后2000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但这一特定文化内涵一旦制度化、凝固为秦以后2000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硬件”后，它就不能再视为是一种文化政策，或者说不能再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政策来运用。相反，由这一特定文化内涵所演化成的大一统的专制制度形成以后，为使此大一统的专制制度得以正常运转，必须制定与这一大一统的专制制度相适应的大一统文化政策，建立与大一统专制帝国之大一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所相适应的大一统文化体系。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这对任何一种形态的新社会制度都是必要的。而对刚刚建立的秦帝国来说则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因为，对刚刚以武力扫灭六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的大一统帝国来说，制定与大一统帝国统治相适应的文化政策，建立大一统文化体系，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其一，有利于在继承商周以来的大一统学说的基础上肃清数百年来分封分裂思想文化因素的遗存，解除刚覆亡的旧六国贵族企图复辟的思想武装，缓和与旧六国贵族的矛盾与对立，实现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从而达到巩固大一统帝国的目的。其二，有利于加强各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改变各地域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逐步消融各地域人民在心理――文化方面的隔膜、障碍或对立，“齐民风，一民俗”，进而逐步加强民族融合，建构全民族的共同心理――文化结构，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等，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新诞生的秦帝国来说，这应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抉择。

对秦帝国的决策者们来说，制定这样的文化政策，建立与大一统帝国相适应的大一统文化体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各阶层人民看来，三代是他们所向往的理想王国，这不仅因为三代推行的是王道政治，更因为三代时期的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是对三代大一统国家和王道政治的反动，饱受分裂割据、战争摧残的人们渴望统一，统一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是大一统帝国建立和建立大一统文化体系的最坚实的基础。第二，建立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不仅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中国的思想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成果，这就是齐鲁文化体系中的诸子百家的学说为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建立和为大一统文化体系的建立所进行的充分的理论准备。诸子百家的学说，几乎涉及到了大一统帝国建立和大一统文化体系建立所需理论的所有领域，只是对他们的思想文化成果加以改造、融汇、整合，就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文化体系。可以说，随着秦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大一统文化体系的建立是顺理成章、指日可待的事。可是，秦帝国决策者们却始终未能走出这关键的一步，而是推行了一条极为偏狭、短视、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并因此导致了秦帝国的迅速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