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

对于风俗习惯有意识的改革。此语源出古代典籍。《礼记?乐论》：“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荀子?乐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史记?李斯列传》《谏遂客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风俗是在世代传承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和规范，一方面具有稳定性;同时，又受社会条件所制约、具有变异性。某方面或某些习俗不适应社会发展和变革需要，则具有滞后性。对于具有滞后作用的习俗加以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习俗的变异性是移风易俗的依据。历史上改革习俗的突出事例有许多。社会主义时期、移风易俗仍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其目的是改革那些不利于社会进步、不利于现代化建设、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各民族繁荣昌盛的那些落后习俗、有害习俗。如“重男轻女”’、“近亲结婚”、“砍头祭谷”、“赶琵琶鬼”等。移风易俗虽然是一种有意识的改革，但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草率行事，必须尊重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改革应在各民族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和行政命令的办法。在我国，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这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指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改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不要乱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移风易俗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号召：“在广大城乡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婚嫁丧葬中的陋习要改革，封建迷信要破除。这种改革，要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下，在自愿基础上，由群众自己来进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率先倡导。”

一种风俗形成之后，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两种趋势：一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一是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变异性。变异性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自我扬弃，一是人为所致。《汉书》说：“上之所化曰风，下之所化曰俗。”即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教化曰“风”，被统治者自我教化曰“俗”。不同时期上下不同的教化内容，即是不同的风俗。不同风俗都有人为的因素，人为改变风俗即移风易俗。

河北自古就盛传移风易俗的佳话。西门豹漳水投巫，成为这方面的千古美谈。今河北临漳县邺镇，战国时期属魏国管辖，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令。那时候漳水泛滥，民不聊生。当地巫觋和豪绅相互勾结，以给河伯娶妻消除水患为名，搜刮民财，妄害无辜。西门豹以选出的姑娘不美为由，接二连三投巫下河，说是让她们向河伯报信，吓得乡绅、巫婆跪地求饶，从此免除了河伯娶妻的陋习。此后，西门豹发动百姓在邺城周围开挖了１２条水渠，变害为利，使人民安居乐业。

战国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王实行胡服和骑射，从而成为勇于改革的光辉典范。“胡服”，就是改革服制，穿便于骑射的胡人服装；“骑射”，就是骑马射箭，建立骑兵部队，采用新的战术。经过赵武灵王的不懈努力，赵国一改过去赵军积弱不振的状态，赵国疆域大大扩张。胡服骑射是以军制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的改革，是对古代战术的重大革新，标志着我国由战车时代进入骑射时代，其影响直至现代，赵武灵王也因之成为名垂千古的改革家。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必然引起社会风俗的变化。变化的趋势之一便是删繁就简。西汉经学家戴德、戴圣（今河北成安县籍）叔侄二人，一起在经学家后苍那里学《礼》，并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的论述。戴德辑成《大戴礼记》８５篇，现存３９篇；戴圣辑成《小戴礼记》４９篇。《小戴礼记》即后人所称的《礼记》，经汉代经学家郑玄做注后独立成书，到唐朝时已被列为“大经”，明朝时已取代《仪礼》而成为“五经”之一。原因在于它的要言精义比《仪礼》中的繁文缛节便于施行，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

五代时期，河北出了郭威和柴荣两个移风易俗的重要人物。郭威（公元９０４－９５０年），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郭园村）人，后汉时为邺都留守，乾钓四年（９５１年）代后汉称帝（周太祖），建后周王朝，都汴京，在位三年，显德元年以疾崩。临终前他告嗣帝柴荣说：“陵所务从俭约，葬时用纸衣瓦棺，墓前不得用石人、石兽诸物。”在郭威的家乡隆尧县西部柏人城一带，曾数次出土过“瓦棺”。其形制和材料都与瓦相同，五六尺长，三尺多宽，瓦棺中还装有人尸骨。郭威所说的“瓦棺”，当指此物。郭威“纸衣瓦棺”的薄葬主张和柴荣“不敢违也”的行动，被后世称颂。

郭威病逝后，柴荣（９２１－９５９年）继位，即周世宗，邢州龙冈（今隆尧县东山南村）人。为周太祖皇后之兄柴守礼之子。太祖无子，收柴荣为子，封晋王。太祖驾崩，柴荣遂承大统，在位六年，继承父业，锐意改革，裁汰老弱，精编军队，选拔人才，澄清吏治。特别是抑佛利农，发展经济，更深得民心。他令有“敕额”（皇帝颁发的寺额）的寺院保留，无敕额者一律废止，此后不得再增修寺院，只许在汴京、洛阳两京，京兆（长安）、大名两府和青州等五处设戒坛，度人为僧尼，不准民间私下剃度；男不满１５岁，女不满１３岁，不会诵经，未获家长允许的，不得受戒出家；提倡僧尼还俗，其中有才干的可做官，强壮勇武者可从军；禁止出家人搞舍身、断指、炼指、挂灯、带钳等摧残人体的迷信行为。下令抑佛这年，全国仅存寺院２６９４所，僧４郾２万人，尼１郾８万人；废除寺院３０３３６所，还俗僧尼约２０万人，使国家控制的劳动力和纳税户大大增加，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实力。销毁佛像，又解决了铸币原料缺乏的问题。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祖籍河北栾城县，是唐代苏味道的后裔。据《栾城县志》载，该县有眉山发迹碑，说苏轼兄弟与其父是“兴于眉（四川眉山县），源于栾（河北栾城县）”。苏轼之父苏洵授职文安（今河北文安县）簿时，曾教乡民种稻，并写秧歌。北宋元钓八年（１０９３年），苏轼被贬到定州（今河北定州市）任知州，当时定州靠着唐河，十年九涝，收成无望。苏轼便让人们开畦栽稻，教其插秧。他还编写新词，教唱小曲，以解除干活的劳累，称“稻歌”或稻秧歌。后来逐渐分出行当，走上戏曲舞台，名为定州秧歌。

元朝，植棉技术传到北方，丰富了北方作物种类和衣饰原料，使北方衣饰习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清代，直隶总督方观承亲撰《棉花图》一书，绘有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炼染等１６幅图，每幅图附有简要说明及诗，反映当时河北盛产棉花棉布。

明朝末年，玉米种植技术传到河北一带。清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河北《遵化县志》记载，清嘉庆年间，有人从山西带回几粒玉米种子，开始种在菜园里，到光绪年间，玉米成为全县普遍种植的大田作物，使这里的农业种植和饮食习俗发生了新的变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辛亥革命后掀起的剪辫子，禁缠足和放足，废旧礼俗兴新礼，废旧服制换新装的一系列运动，使民风民俗发生了深刻变化。

进入２０世纪，在河北省乃至全国，积极倡导风俗改革的是李大钊。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在《新生活》杂志第１２期中的《掠夺物品的遗迹》中，他揭露旧婚俗本质：“一群叫花子拥着一顶红轿，帘幕封得紧紧的，几个人抬着飞跑，好像掠夺来的物品一样。这是中国结婚的仪式，这是中国女子的人格！”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３日在《每周评论》第１７号《解放后的人人》一文中，他大声疾呼移风易俗：“放过足的女子，再不愿缠足了；剪过辫子的男子，再不愿留辫；享受过自由幸福的人民，再不愿做专制皇帝的奴隶了；作惯活文学的人，再不愿作死文章了。”他特别关注中国妇女的地位和命运。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废娼”问题。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日在《每周评论》第十九号上发表的《废娼》一文专谈废娼的五个理由：一为尊重人道；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三为尊重公共卫生；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