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违时绝俗

“竹林七贤”是对三国魏时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雅称。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 中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竹林七贤”以不拘礼法、生性放达著称于世，被誉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为历代文人所推崇。

作为魏晋文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的服饰形象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 “任诞”、“全真”的士人做派。“任诞”简单说就是任性，放诞。仪平策在《中国审美文化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中说： “在魏晋时代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里，它(任诞)则有了更深厚的内涵，那就是‘背叛礼教’、‘违时绝俗’，亦即以狂做放荡的叛逆姿态，蔑视一切外在的律令、礼法、时俗、成规，超越一切虚伪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让生命回归自然，让精神享受自由，显露出人伦名教体系的全面危机。”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他一生不重规则，傲俗自放，最痛恨世俗礼法，认为遵从礼法的着装行为亦是一种忸怩作态的虚伪行径。阮籍在《咏怀诗》中曰：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高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立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淡，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另于《大人先生传》中谈道： “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又“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言中，逃乎深缝，匿乎怀絮，自以为吉宅也，也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言裆，自以为是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子言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言中乎! ”《晋书》对此的评价为： “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在书讨笔伐的同时，阮籍还身体力行地宣扬自己“被(披)褐怀玉”的道家思想以及不拘世俗的自由境界。据《抱朴子?刺骄篇》载： “世人闻戴叔鸾与阮嗣宗，傲俗自放……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晋书》则言：“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乱项科头”“裸袒蹲夷”“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均是故意违背儒教礼教的行为。但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时代，阮籍的行为必会引起舆论的声讨与批判。《刺骄》、《枕谭?任涎》和《世说新语?德行》等书中均对其有所微词。干宝甚至在《晋纪》中言：“故魏晋之间，有被发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谓行礼者，籍为之也。”面对斥责，阮籍却依然“饮啖不辍，神色自若”，表现出他“逍遥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的思想境界。

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可见阮籍叔侄同为悖礼之人。据《晋书?阮籍传》载：“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 ‘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犊鼻”又称“犊鼻言”，短裤之属。其制短小，着时下不过膝。汉晋男子多穿之。尤以农夫仆役为多用。华梅先生在《服饰与中国文化》中谈道：“阮咸虽口中说‘未能免俗’，实则以竹竿挑起粗布大三角裤衩，这种关于服饰的行为本身，即是对绫罗绸缎，对富有，对摆阔，进而对儒家礼俗的讥讽。粗服乱头又能被赞誉为： 玉人，这是对儒家‘文随彬彬，然后君子’之说的挑战，同时又是对道家 ‘圣人是以被褐怀玉’ 的肯定、发展与诠释”。

嵇康字叔夜，三国魏谯人。他通玄学，精音律，并且风姿秀美。《世说新语?容止篇》注引 《嵇康别传》称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这看似赞颂其外貌形体“不自藻饰”而自有“天质自然之美”，实则是赞美其精神的高尚。可见，嵇康的服饰形象的美感其实是性情的求“真”所至。一如其言：“君子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忠感明天子，而信笃乎平万民; 寄胸怀于八荒，垂坦荡以永日。斯非贤人君子高行之美异者乎? ”

同样以性情率真著称的刘伶，虽容貌丑陋，但仍受到世人的肯定与称赞。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世说新语》载：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土木形骸”一词源自 《庄子?齐物论》：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灭乎? ”郭象注曰：“失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 故止若立枯木，动若远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尘。”这是魏晋玄学对“土木形骸”的解说。这种品藻人物注重精神的风气，自然影响到中国人，更确切说是影响到中国文人的服饰观。“土木形骸”的基本立意，其实是源于老子的“被褐怀玉”之说，晋玉弼曾注：“被褐同其尘，怀玉者宝其真也。圣人之所以难知，以其同尘而不殊，怀玉而不渝，故难知而为贵也。”可以理解为晋代文人对老子之说又作了自己时代的诠释： 真正的圣人不必藻饰，因为人之精神难知者而为贵，易者则为精神贫乏浅庸之辈，难者是典型的玄学思想。而当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时，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言衣，诸君何为入我言中? ”由此可见刘伶对本性之真的追求，不虚伪矫情，不矜持做作，任情恣性，率真畅意。正如《世说新语?容止篇》中名士张翰所言：“人生贵得适意尔。”

“竹林七贤”其余人的服饰形象也具有“背叛礼教”、“违时绝俗”、“追本求真”的特点。在南京西善桥山北麓东晋墓的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可以看到其桀骜不驯、蔑视世俗的神情与装束。如嵇康、王戎梳小儿髻，山涛跣足而坐以及袒胸露臂的向秀等。那些形象具有当时服式的准确性。袒胸露臂的敞领对襟复襦，广口大裆裤，均为隐士服。据《犹轩绝代语》： “秦晋间谓无缘衣， 曰

， 江湘间谓复襦。”这种衣式敝而裨之，散漫不受拘束，放任自然，为隐士所爱。汉代兴起，历代沿用。

“竹林七贤”的服饰形象是魏晋风度的外化表现。究其产生根源，表面看是时代苦闷郁积的结果，实际上是对人更高境界的审美意识。粗服乱头、褒衣博带、解衣当风、披发狂饮，这些服饰装束和行为并不是将着装者由社会人降格到自然人，而是在人本意识的精神领域里左奔右突，令人内在与外在魅力的表达更为全面，更为合理，更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