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与魏晋时期的中原文学

魏晋时期，世尚清谈，文人学士无不阔谈老庄，儒家礼教的思想统治在弥漫开来的老庄思想的冲击下已失去了昔日的威严。加之时值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黑暗，官场多变，仕途易帜习以为常，因此不少文人学士就借清谈来掩饰他们对政治的关心。以何晏、夏侯玄、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名士，就是这样一种政治气候的产物。他们在政治恐怖中倡言玄学，竞事清谈，固然有其政治用意，但他们这样一种名士风流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学创作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就是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出现的。

竹林，即嵇康寓居的园宅，因其宅周围有竹林，故以竹林称之。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三国魏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其寓居地河内山阳县，即今河南焦作市东北四公里处。《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首称阮籍等人为“竹林七贤”的是南朝宋刘义庆，他说：“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七贤所游之竹林，在山阳县城(今焦作市山阳城遗址)东北10公里，那里曾经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南北朝时曾于此建七贤祠。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如今七贤所游之竹林早已荡然无存。

竹林七贤中，河南籍的有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四人。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阮?之子，三国魏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阮咸是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大小阮。”山涛、向秀皆是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山涛(205―283)字巨源，入晋曾任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右仆射等职。选用人才，常常亲作评论，时号“山公启事。”向秀(约227―272)字子期，魏晋之际哲学家和文学家，官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嵇康虽非河南人，但他却寓居在河南。刘伶、王戎虽名列七贤，但一以嗜酒名世，一以贪吝出名，文名皆不怎么显赫。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始文学亦即是中原文学。

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也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其曾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他蔑视礼法，行为简傲狂放，常以青白眼看人。魏晋易代之际，残酷而复杂的政治斗争把一些人推上峰端，也把一些人甩入浪谷。为求全身远祸，阮籍常借醉酒来掩饰愤激与苦闷，饮酒昏酣，遗落世事，曾大醉60日不醒。他言谈之际“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见《晋书?阮籍传》)虽曾寄迹官场，但他“履朝右而谈方外，羁仕宦而慕真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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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得十分超脱。然而，表面的超脱并不能抹去心底的愤激与苦闷，82首五言《咏怀诗》，就是他当时心绪的反映，是他身处危世的精神状态的写照。鉴于当时的高压政治，阮籍不能直抒胸臆，而只能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忧生之嗟，讥讽之意，故颜延年、沈约等人评其《咏怀诗》时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由于其诗旨趣遥深，文隐指远，后人读其诗只能“粗明大意”，而难以穷其幽旨，故有“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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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人先生传》一文崇老庄而蔑礼法，流露出超然物外的思想倾向，行文上奇偶相生，韵散间行，显示了魏晋文章清峻通脱的文风。

嵇康与阮籍齐名，时称嵇阮。据载，嵇康“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见《晋书?嵇康传》)喜言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与魏宗室通婚，官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为吕安案所牵连，又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昭所杀。嵇康擅长四言诗，写于狱中的《幽愤诗》言其好老庄而不流于世俗的鲜明个性，激切清峻，故刘勰说：“嵇词清峻”(《文心雕龙?明诗》)。其《与山巨源绝交书》可谓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充分表现了嵇康愤世嫉俗、疾恶如仇的刚烈梗直的性格。文述疏懒，如“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一段，虽仅两个细节，却不难使人想见其慵散疏懒之状。其言不愿为官之“九患”，关键乃在性好自然而不喜礼法俗人。正如张溥所言：“中散绝交巨源，非恶山公，于当世人事诚不可耐也。书中自叙蓬首垢面，懒癖入真，阮嗣宗口不臧否，亦心知师之，卒不能学人，实不宜仕宦。强衣被之，适速死耳。”其《难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等文亦皆有可观。

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三位河南籍作家传世作品较少。山涛原有集，已佚，今存为辑本。阮咸无作品传世。向秀除《庄子》注外，仅有《思旧赋》和《难嵇叔夜养生论》两篇。《思旧赋》是一篇抒情小赋，是向秀过山阳嵇康寓所时为悼念嵇康所作。其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蛋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此赋连小序计入在内亦仅260个字，但它言简意赅，文短情深。从这短短的文字中，人们不难体味到作者那沉痛的心态，绵长的情谊，和言犹未尽之意。这篇小赋在中国赋史上也算是数得着的短赋了，对它，鲁迅先生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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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是因“非汤武而薄周孔”和不肯依附司马氏而被杀的。在司马氏专权的情况下，向秀悲悼故友，确实有许多难言之隐，其悼文“刚开头却又煞了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除阮籍等竹林七贤外，魏晋中原作家还有何晏、应璩(已见前述)》成公绥、潘岳、潘尼、干宝、殷仲文、谢道韫、谢混等。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三国魏玄学家。少以才秀知名。娶魏公主，累官尚书。魏晋之际玄学的倡导者，文学成就不高。成公绥(231―273)字子安，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人，西晋文学家。史称他“少有俊才，词赋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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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者以《天地赋》、《啸赋》较为著名。殷仲文(?―407)，陈郡(今河南淮阳)人，东晋文学家。曾官尚书，迁东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三年(407)，以谋反罪被杀。魏晋玄言诗风至殷仲文始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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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道韫、谢混姑侄得谢氏家族文学风气之先，在六朝文学史上亦皆有名，留待下章论述。这里仅对潘岳、潘尼叔侄和干宝的文学创作作一简略介绍。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西晋文学家。官给事黄门侍郎等职，世称潘黄门。少以才颖享名乡邑，人谓其为“终(军)贾(谊)之俦。”姿仪俊雅，年轻的时候常挟弹出洛阳道，女子见之，皆投之以果，以示嘉慕，潘岳于是满载而归。仕宦不听母训，谄事权贵贾谧，后为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所杀。潘岳能诗善赋，与陆机齐名。其五言《悼亡诗》(三首)悼念亡妻，情词哀恸，悲切感人，甚为真挚。其赋文辞华丽，善于摹物绘事，抒写情志。《秋兴赋》写秋日凄凉：“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蝉??而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绘景中流露出感伤，凄凉中隐寓着悲哀。潘岳善为哀诔之文，其《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马督诔》等都以善叙哀情著称，故有“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之评。(《晋书?潘岳传》)明张溥也很推崇潘岳的哀诔之文，他说：“予读安仁《马督诔》，恻然思古义士，犹班张之传苏子卿也。及《悼亡》诗赋、《哀永逝文》，则又伤其闺房辛苦，有古落叶哀蝉之叹。史云‘善为哀诔’，诚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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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尼(约250―311)字正叔，西晋文学家。与叔父潘岳齐名，世称“两潘”。潘尼身仕乱朝，职居显要，却能从容处之，累居太常卿。年60余以病卒。所作《安身论》有“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然则动者吉凶之端也，语者荣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几也，行者安危之决也。故君子不妄动也，动必适其道;不徒语也，语必经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义;不虚行也，行必由于正”诸语，可视作其优游官场的注脚。其诗多赠答，重藻饰。《三月三日洛水作》写春日景象，清新艳丽，《送卢弋阳景宣》述歧路别离，悲哀忧惜，皆有可读。

干宝字令升，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原籍新蔡(今属河南)，祖干统、父干莹皆在江南吴地为官。干宝小的时候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晋元帝时征为著作郎，后以军功赐爵关内侯。著有《晋纪》20卷，时咸称良史。干宝好阴阳术数，撰集古今神怪灵异故事20卷，名为《搜神记》。是书为著名的志怪小说集，所记多为神怪灵异故事。今存《搜神记》为后人从《法苑珠林》和《太平广记》等书辑录而成，纂入遗漏固所难免，所以鲁迅称今存《搜神记》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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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搜神记》对后世志怪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不少故事成为后世小说戏曲创作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