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交通通信

交通者，国家之血脉也。以地理形势言之，原隰平坦之区，陆路交通为亟。水路交错之区，河川交通为亟。山岭崎岖，港湾错杂之地，则其民长于航海。我国之黄河流域，东亚之大平原也。长江支流航路之远，亦世界所仅见也。南岭以南，平地较少，河川虽多，航行之利，亦不如长江。然海线曲折，则远非江河流域所及，故其航海之业，亦为全国之冠焉。

中国文明，本起河域。故其陆路交通，发达最早。《庄子》 所谓 “山无蹊隧，泽无舟梁” 者，盖已在荒古之世。至于三代，则其陆路交通，已颇便利矣。斯时之道路，当分国中及野外言之，国中之道，《考工记?匠人》 云： “经涂九轨。”《王制》 云： “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盖极宽平坦荡，野外则不能如是。《仪礼》： “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 《注》 云： “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左右抑扬之节，使引者执披者知之。” 《曲礼》 曰： “送葬不避涂潦。” 《左氏》 载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行辟重，重人曰：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可见其宽平不逮国中矣。案郊野之道，盖即所谓阡陌。《月令?季春》： “命司空，修理?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注》： “古者沟上有路。” 盖依沟洫为之。井田未废之时，沟洫占地颇多，且颇平直。则依沟洫而成之道路，亦必较今日田间之道路，为宽且直矣。特其用人力修治，不能如国中之殷，故其平坦，亦不逮国中耳。其有多用人力，修治平坦者，则秦汉间所谓驰道。

古戎狄事田牧，多居山险。汉族事耕农，多处平地，故驾车之时，较骑乘之时为多。车有两种，一曰大车，驾以牛，平地任载之车也。一曰小车，即兵车，亦称武车，驾马，人行亦乘之(

妇人坐乘，男子立乘，车皆驾二马。三马为骖，四马为驷，然三四皆可称骖。《公羊》 说： 天子驾六。《毛诗》 说： 自天子至大夫皆驾四

)。

古书言骑乘者甚少，后人因谓古马惟驾车，无单骑。《左传》 昭公二十五年： “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 《疏》 引刘炫，以为骑马之渐，此非也。《日知录》 谓 “古公?父，来朝走马”。即是骑马。其说得之。又言： “春秋之世，戎狄杂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 此虽言兵事，而交通变迁之故，从可知矣。

古代骑马，又不独平人也，驿亦有之。戴侗曰： “以车曰传，以骑曰笠。” 《经典释文》 曰：“以车曰传，以马曰递。” 亭林因谓 《左氏》 所载乘笠乘递，皆是骑马。说亦甚确。汉初尚乘传车，后恶其不速，皆改为乘马矣。

水路之交通，不如陆路之发达。《孟子》 言“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 则必水浅之时，乃能乘之以架桥。水大时，则惟有用舟济渡耳。《尔雅》 所谓天子造舟 (

比船为桥

)，诸侯维舟 (连四船)，大夫方舟 (并两船)，士特舟(单船)，庶人乘? (

并木以渡

) 者也。此即后世之浮桥 (

《诗》 疏

)。川之甚之者，则乘舟以渡。《诗》 云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是也。浅狭之处则徒涉，《诗》 云：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论语》 云： “深则厉，浅则揭。” 《礼记》 言：“舟而不游。” 《淮南子》 言 “短绻无哑，以便涉游” 是也。舟之初盖以一木为之。故 《易》 言“刻木为舟”，又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 也(

《注》 “空大木为之曰虚”

)。《月令》 有舟牧，季春之月：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 则其制造，必非如前此之简陋矣。《禹贡》 九州贡路，皆有水道，虽未必真禹时书，亦必春秋以前物。《左氏》： 晋饥，乞粜于秦，秦输之粟。“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则能由水道漕粟矣。然北人之使船，似终不如南人。吴欲伐齐，城邗，沟通江淮，此为以人力开运河之始。其后徐承又自海道伐齐。吴楚争战，用舟师时甚多。入郢之役，楚所以不能御者，以吴忽舍舟而遵陆，出不意故也。春秋时，江域之文化，远后于北方，独航行驾于其上。亦可见开化之必由地利矣。

中国地势，西高东下，大川皆自西徂东。故其交通，东西易而南北难。自河域通江域之运河，相需最亟。古代以人工开凿者，盖有二焉。一为邗沟，一为鸿沟也 鸿沟久湮，《史记?河渠书》 述其略曰： “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其为用，颇似今惠民河、贾鲁河也。

娄敬言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则自泛舟之役以来，其利迄未尝替。至后汉明帝时，而引汴渠自荥阳至千乘之大工程出焉。盖当时富力，皆在山东。故亟谋自长安通齐地之水运也。东晋以后，富力渐集于江淮，则运道亦一变。隋开通济渠，自东都引?洛入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之邗沟。自江以南，则自京口达余杭，开江南河，凡八百里。唐世江淮漕转，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入汴，六七月至河口，八九月入洛。自此以往，有三门之险，欲凿之而未成，乃陆运以入于渭。此自东南通西北之运道也。宋都汴京，水道四达。东河通江淮 (

亦曰里河

)，西河通怀孟，南河通颍寿 (

亦曰外河，今惠民河其遗迹也

)，北河通曹濮。四河之中，东河之利最巨，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之货，皆自此入汴。岭表之金银香药，亦陆运至虔州入江。陕西之货，有入西河入汴者。亦有出剑门，与四川之货，同至江陵入江者，盖东河所通，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元有天下，始引汶水，分流南北，以成今日之运河，历明清无改。此则自东南通东北之水路也。

陆路交通，秦汉而后，盖已不如列国时之修整，自宋以后，废坏尤甚。今试引 《日知录》 数则，以见其概。

《日知录》 曰： “读孙樵 《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读杜子美 《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中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倍于前代矣。”

又曰： “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于郊外之通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侯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晋文之霸也，亦曰： 司空以时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锺于辇毂。《诗》 曰：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裁焉顾之，潜焉出涕。其斯之谓欤。”

又曰： “ 《周礼》： 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 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 曰： 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发。道周之杜，君子来游 (

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

)。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见之诗篇 (

《诗》 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犹是人存政举之效。近代政废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甸之芘矣。《续汉书?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是昔人固有专职。《后周书?朱孝宽传》： 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 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 岂得 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册府元龟》：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城内六衔树。《旧唐书?吴?传》： 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曰： 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荫成而?卒，人指树而怀之。《周礼?朝士注》 曰： 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之政也久矣。”

又曰： “ 《唐六典》： 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间，秋水时至，年年陷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借以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况于边障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隍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五代史》： 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 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粟，为治其桥。此又当今有司之所愧也。”

今日各地方之情形，与亭林所言，有以异乎?无以异乎? 其原因，亭林谓由 “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盖古代之民政，愈至后世而愈废弛，此实中国不振之大原因也。

古代肩舆，仅用之于山地。《史记?河渠书》所谓 “禹山行即桥”。《汉书?严助传》 所谓 “舆轿而?岭” 者也。宋某小说载，王荆公终身不乘肩舆，可见北宋时用者尚罕。南渡以后遂盛行，亦可见城市中路日趋倾隘也。

驿置历代有之，至唐益备。唐制： 卅里一驿，天下水驿一千六百三十九，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其职属于驾部。宋以驾部属兵部，有步递马递急脚递之分。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军兴则用之，南渡又有金字牌急脚递，日行五百余里

①

，宋史所谓岳飞一日奉金字牌诏十二者也。元称站赤 (

站之称固取之他国也

)，设置兼及藩王封地，规模尤大。明制： 南北京设会同馆，在外设水马驿递运所。清制分铺递驿递两种，铺递用人，驿递用马，亦皆属兵部。凡驿皆有官马及舟车，不足则和雇。驰行则或役民夫，或用兵卒。自邮局兴，驿站乃以次裁撤。

驿站之设，人物既可往来，音讯亦资传递，实为最便之事。然历代仅限其用于官，而未能推以便民。故民间通信，事极艰苦。非遣急足，诿亲友，则必辗转请托矣。历来当寄书之任者，盖多商人或旅客。或代人请托者，则为逆旅主人。至清代乃有民信局之设，初起宁波，后遍全国，甚至推广及于南洋。而沿江一带尤盛。邮局设立以后，虽逐渐减少，犹未尽绝也。此事颇足见我国民才力之伟。

海道交通可考者，始于吴人以舟师伐齐，前已言之。此等沿岸航行，盖随世而益盛。至汉以后，则有航行大海者，其路线见 《汉书?西域传》、《唐书?地理志》。明时郑和奉使，航路抵今非洲，详见巩珍 《西洋番国志》、马欢 《瀛海胜览》。《明史?外国传》，即采自巩书者也。海路运粮，始于唐之陈?石。?石润洲人。咸通中，用兵交觐、湖南、江西，转饷艰苦。?石创海运之议，自扬子经闽广以往。大船一艘，可运千石，军需赖以无阙云。元明清三代，则天庾之正供，亦藉海舟以输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