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农工商业

人类资生，莫急于食，取食之方，有仅为目前之计，其技几于不学而能者，水渔山猎，及取天然之草木以为食是也; 有必待稍知久远之计，勤苦尽力而后能得之者，畜牧种植是也。《礼运》曰： “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盖我国疆域广大，偏北之地，气候物产，近于寒带; 偏南之地，则近热带。故取资动植，以给口实者，一国之中，兼有之也。古称三皇曰燧人、伏羲、神农。燧人之功，在能攒木取火，教民熟食。伏羲之号，盖以能驯伏牺牲。神农二字，本古农业之通称 (

如《月令》 言 “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又古言神农之教，乃农家言，非谓炎帝之教令也

)。盖至此三君之世，而我国民始渐习于畜牧种植之业矣。神农以后，农业日重。《尧典》 载尧命羲和四子，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授时者，古代农政之要端也。《禹贡》 备载九州土性，分为九等，固未必真禹时书，亦无以断其所录非禹时事。《无逸》 一篇，历述殷周贤王，中宗、高宗、祖甲、大王、王季、文王，多重农之主。此篇出周公之口。《生民》、《笃公刘》，亦周人自述先世之作。此皆信而有征，观此知唐虞三代之世，我国农业，业已盛行矣。

农业既盛，而渔猎畜牧之事遂微。田猎仅行之农隙，以寓讲武之意。渔则视为贱业，为人君所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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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如 《周官》 所设牧人、牛人、充人、羊人、犬人等，皆仅以供祭祀之用。惟马政历代皆较注重，则以为交通戎事所资也。此以设官论，至于民间，亦因重视农业，地之可供畜牧，民之从事畜牧者少，故仅盛于沿边。内地则谷量牛马者，几于绝迹矣。

蚕业兴起，略与农业同时。《农政全书》 引《淮南蚕经》，言黄帝元妃嫘祖，始育蚕治丝茧。说固未可尽信。然 《易?系辞传》 言：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 曰： “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言垂衣裳也。” 《虞书》 亦有 “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之文。知黄帝尧舜时，蚕织必已发明矣。三代之政，天子亲耕，后亲蚕。“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男耕女织并称本业，至于今未替。此其所以能以丝织，著闻五洲也。然古代蚕利，盛于西北，而后世惟盛于东南。偏僻之处，且有绝不知纺织之利者。此则疆域广大，各地方风气不齐，而治化亦不能无进退故也 (

清知襄阳府周凯，尝劝民种桑。其言曰： “《禹贡》 兖州曰桑土既蚕， 青州曰厥篚

丝。”

， 山桑也。 杨徐东南亦仅曰厥篚织贝，厥篚玄纤缟而已。《诗?豳风》： 蚕月条桑。《唐风》： 集于苞桑。《秦风》：止于桑。桑者闲闲，咏于魏。??谏＃?接诓堋Ｋ涤谏Ｌ铮?接谖馈＠?欢蓝?弦病Ｏ逖艚榫Ｔブ?唬?Ｖ葚鼠跣?c玑组，豫州厥篚纤纩。纩，细绵也。楞绛币组绶属，皆丝所织。北燕冯跋下书令百姓种桑。辽无桑，慕容?通晋求种江南。张天锡归晋，称北方之美，桑葚甘香。《先贤传》 载司马德操躬采桑后园，庞士元助之。《齐书》 载韩系伯桑阴妨他地，迁界，邻人愧谢三子皆襄阳人，襄之宜桑必矣。《日知录》 曰：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引华阴王宏撰著议，谓延安一府，布帛贵于西安数倍。又引 《盐铁论》，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夏不释复，冬不离窟。崔?《政论》，五原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谓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裤

)。

我国农业之进化，观其所植之物，及其耕作之精粗，可以知之。古曰百谷，亦曰九谷 (

郑司农云： 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康成谓无秫大麦，而有粱?。见 《周官?大宰注》

)、五谷 (

黍稷粟麦稻

)。盖其初以为主食之品甚多，后乃专于九，专于五也。今则以稻麦为主矣。古者一夫百亩，又有爰田之法 (

爰即换字。《公羊》 宣十五年何 《注》： 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周官?大司徒》： 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其所获则 “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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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江南，上农所耕，不逮古者三之一，其所食，未有以逊于古也。此盖积时久则智巧渐开，人口增，土地少，则垦治之法日密。乃社会自然之进步也。然亦有不逮古者二端。一古国小，设官多，为治密，故有教民稼穑之官，亦多省敛省耕之事。《噫嘻》 郑 《笺》，谓三十里即有一田?主之，其精详可想。汉世乡有啬夫，犹存遗意。魏晋而后，此制荡然。耕植之事，一任人民自谋，官不过问，士之讲农学者绝少，有之亦不能播其学于氓庶。凡事合才智者以讲求，则蒸蒸日上。听其自然，未有不衰敝者也。此其一也。一则古代土地，属于公有，故沟洫陂渠，易于整治。后世变为私有，寸寸割裂，此等事，遂莫或肯为，亦莫或能为。而如人民贪田退滩废堰，滥伐林木等，又莫之能禁。利不兴，弊不除，农事安得不坏。古代农业，西北为盛。后世大利，皆在东南。唐都长安，宋都汴梁，元明清都北平，无不仰东南之转漕者，以东南天然之利厚，而西北有待于人力者大。人事荒，故农业盛衰，随之转移也。此又其一也。历代农业升降之原，二者盖其大端也。

古代教稼之法，今略见于 《周官》 (

如大司徒“辨十有二壤而知其种”。司稼 “巡邦野之稼，而辨夫?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此辨土壤择谷种之法也。草人 “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此变化土壤之法也

)。其农书，则 《管子》 之 《地员》，《吕览》 之 《任地》，《辨土》，《审时》，其仅存者，惜不易解。汉世农书，以汜胜之为最，今亦无传焉。今所传者，以后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为最古。后来官修之书，如元之 《农桑辑要》，清之 《授时通考》; 私家巨著，如元王桢之 《农书》，明徐光启之 《农政全书》，皆网罗颇广 (

如蚕桑菜果树木药草孳畜等，皆该其中。田制劝课救荒等，亦多详列

)，即不皆有用于今，亦足考昔日耕耘之法。

《管子》 言葛卢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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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盖矿业初兴，尚未知取之于地。又述伯高对黄帝之言，谓 “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锡铅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则已知察勘矿苗之法矣。《管子》 东周之书，其时盖已有此法。其托之伯高，盖不足信。汉有司言 “黄帝作宝鼎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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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易?系辞传》 言黄帝尧舜之时，“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禹贡》 荆州之贡，“砺砥冲丹”。贾逵曰 “冲，矢镞之石也”。则其时之金，特用以铸重器。至春秋时，乃以之作兵。《左氏》 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 是也。斯时之农器，则多以铁为之。《管子》 书所言其事，秦汉之世犹然。故贾生说汉文收铜勿令布，而曰“以作兵器”。汉武灌盐铁，而文学以为病民也。曹魏以后，乃多以铁作兵，而铜兵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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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在古代，较重难者，皆由官营。其简易者，则人人能自为之。《考工记》 曰： “粤之无槟，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槟也，非无槟也，夫人而能为槟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 《注》 曰： “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 此简易之工，人人能自为之之说。其设官 “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此则重难之工，国家设官治之者也。此盖古代自给自足之遗制。其后交通日繁，贸易日盛，一国所造之物，或为外邦所需，或可不造而求之于外。人民智巧日进，能自造械器者亦多。则设官制器之事，不复可行，而其制渐废矣。中国夙以节俭为训，又其民多农业，安土重迁，故其器率贵坚牢朴质，奇巧华美非所尚，间或有之，则智巧之士特出心裁。达官世家，豪民驵贾，日用饮食，殊异于人。重赏是怀，良工竞劝，为是以中其欲耳。夫智巧由于天授，而人云亡而其技亦湮。墟粥专于一家，则制虽工而其传不广。此皆无与工业之进化。工业之进化，当观多数人之用器，比较其精粗良?而得之。如古人率用几席，无后世之桌椅，宋以后渐有之。然民国初元，濮阳宋古城发见，民家所用桌椅，率多粗恶，较诸今日，精粗几不可以道里计，又其所用陶器，亦较今世为粗，此则工业进化之一端也。

古代小部落，率皆自给自足，故商业无由而兴。《老子》 谓： “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盐铁论》 曰： “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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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此时代之情形也。交通日便，往来日繁，则贸迁有无之事起。最初所行，大抵如现在之作集。《易?系辞传》 言，神农氏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是也。《酒诰》 言农功既毕，“肇牵车牛远服贾”。《郊特牲》 言 “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皆可见其贸易之有定时。其后社会日进，有资于通工易事者日多，则商业亦日盛。商人分两种，行货曰商，居货曰贾。贾大率在国中。《考工记》： “匠人营国，面朝后市。” 又有设于田野之间，以供人民之需求者。《公羊》 何 《注》 “因井田而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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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孟子》 谓： “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龙断谓?陇之断而高者，亦可见其在田野之间矣。其行货者，则必远适异国。如 《左氏》 所载郑商人弦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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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人周历四方，见闻较广，故其才智颇高。弦高之能却秦师，即其一证。

隆古社会，本皆自给自足，有求于外者，非淫侈之品，则适逢荒歉之时耳。惟所贩粥，本多淫侈之品，故当时之商人，多与王公贵人为缘。如子贡结驷连骑，以聘享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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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晁错谓当时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是也。其当本国空无之时，能远适异国，以求得其物者，则于国计民生，所关甚大。郑之迁国，实与商人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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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以新造之邦，财用必患不足，不得不求之于外哉! 斯时之商贾，实生产消费者之友，而非其敌也。其后则渐不然。《管子》 曰： 岁有四秋 (四秋即四次收获也。农事作为春之秋，丝纩作为夏之秋，五谷会为秋之秋，纺绩缉缕作为冬之秋)。物之轻重，相什而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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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 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畜贾游于市。乘民之急，百倍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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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则商人日?生产消费者以自肥，始与公益背道而驰矣。然分配之机键，操其手中，非有新分配之法，商人固未易废除也。

商业之演进，不征诸富商大贾之多，而征诸普通商人之众。普通商人众，则分工密，易事繁。社会生计，互相依倚，融成一片矣。《史记?货殖列传》，谓关中自秦汉建都，“四方辐凑，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又谓 “邹鲁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以地小人众而为商，其必负贩之流，而非豪商大贾明矣。古代之市，皆自为一区，不与民居相杂。秦汉而降，此意仍存。如 《三辅黄图》 谓长安市各方二百二十六步，六市在道西，四市在道东。《唐书?百官志》，谓市皆建标筑土为候，日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 (

古者每昼夜分为十二小时，每时分为十刻，每刻分为十二分

)，击钲三百而散。《辽史》 谓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令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他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示如之是也。邸肆民居，毫无区别，通衢僻巷，咸有商家，未有如今日者。此固由市制之益坏，亦可见商业之日盛也。

中外通商，亦由来已久，且自古即颇盛。《货殖列传》 述栎邑、巴蜀、天水、陇西、北地、上郡、扬、平杨、上谷至辽东等，与外国接壤之处，商利几无不饶。汉初两粤，尚同化外，西域尤绝未闻知。而枸酱竹杖，既已远至其地，商人之无远勿届，亦可惊矣。西域既通，来者益多。临宾杀汉使，遣使谢罪，汉欲遣使报送，杜钦言其 “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钦述当时西域之道，险阻为害，不可胜言。而贾胡犹能矫其君命，远来东国，其重利可谓甚矣。自此至南北朝，中国与西域之交通，虽或盛或衰，而讫未尝绝 (

史所云绝者，以国交言之。若民间之往来，则可谓终古未绝也

)。隋唐之世，国威遐畅，来者尤多，元代地跨欧亚，更不必论矣 (

唐宋元明中外通商情形，可参考 《蒲寿庚传》 一书

)。日本桑原氩?《东洋史要》 曰： “东西陆路之互市，至唐极盛，先是隋炀帝时，武威、张掖、河西诸郡，为东西交易之中枢。西方贾人，来集其地者，溢四十国。唐兴，中亚天山南路之路开，西方诸国，来东方通商者益盛。支那人之商于中亚波斯印度者亦不少。素谙商业之犹太人，乘机西自欧非，东至支那印度间，商权悉归掌握，或自红海经印度洋，来支那之南海。或自地中海东岸之安地凹克，经呼罗珊、中亚、天山南路来长安。及大食勃兴，阿刺比亚人渐拓通商之范围，无论陆路海路，世界商权，殆在其掌中。” 又曰：“自蒙古建国，四方割据诸小国悉灭，商贾往来日便，又新开官道，设驿站，分置守兵，旅客无阻。东西两洋之交通，实肇于此。是时西亚及欧洲商人，陆自中亚经天山南路，或自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路，而开贩路于和林及燕京。波斯与印度及支那之间，海上交通亦日繁，泉州、福州诸港，为世界第一贸易场，外人来居其地者，以万数云。”

海路通商，似亦先秦即有之。《史记?货殖列传》 言番禺为珠玑、?瑁、果、布之凑，此即后世与外国交易之品也。自秦开南海、桂林、象郡，今安南之地，自广和以北，悉在邦域之中(

广和，即后来据地自立之林邑也

)。桑原氏云：“当时日南交觐，为东西洋交通中枢。西方贾人，多集其地。时则罗马商船，独专印度洋航权。及佛教东渐，锡兰及南洋诸国，与支那道路已通。支那海运，因而渐兴，经爪哇、苏门答剌至锡兰之航路，遂归支那人手。历南北朝至唐初叶，支那商船更推广其航路。或自锡兰沿西印度海岸入波斯湾，或沿阿剌伯海岸至亚丁。当时锡兰为世界商业中枢，支那人、马来人、波斯人、哀西比亚人等，交易于斯。及大食兴，非洲西亚沿岸及印度河口港湾，前后归其版图，阿剌比亚人与其属波斯人、犹太人，益恢张海运，东经南洋诸国，通商支那，代支那人而专有亚细亚全境之航权。日本历千三百五十年顷 (

周武后天授中

)，阿刺比亚人，商于广州、泉州、杭州者以万数，唐于诸港置提举市舶之官，征海关税，为岁入大宗” 云。案国史于南方诸国，纪载最详者，当推宋、梁、唐三书。所记诸国，大抵为通市来者也。互市置官，始于隋之互市监，而唐因之。市舶司之置，新、旧书六典皆不载。《文献通考》曰： 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之。唐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案庆立见 《新唐书?柳泽传》。吕太一事，见 《旧唐书?代宗纪》。又新书 《卢怀慎传》： “子奂，天宝初，为南海太守，?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远俗为安。” 然则唐市舶使之置，多以武人宦官为之。赎货无厌，以利其身，损国体而敛怨于远人。云为岁入大宗，盖东史臆度之语。泉杭诸州，曾置市舶，史亦无文。谓于诸港皆置提举，亦不审之谈也。及宋代而设置渐多，其可考者，有杭、明、温、秀、泉、广诸州，及华亭、江阴、板桥 (

镇名，属密州，即今青岛也

)。所税香药犀象，往往以酬入边，充钞本。始真于国用有裨矣。元、明二代，亦皆有之 (

元设于上海、澉浦、杭州、庆元、温州、泉州、广东，凡七处。时有省置，明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以通日本，泉州以通琉球，广州以通占城暹罗及西洋。永乐中，又常设交觐、云南市舶提举司。元代甚重视木棉之培植，故江浙一带设有提举司一职，专司一切提倡木棉事务

)。明之设司，意不在于收税，而在以此抚治诸夷，消弭衅隙，此其时倭寇方张也。宋、元二代，海路所通颇远，明祖御宇，亦使驿四通。陆路远至天方，海路几遍今南洋群岛。成祖之遣郑和下西南洋，事在永乐三年，即西历一千四百有五年。哥伦布得亚美利加，事在西历千四百九十三年，当明孝宗弘治六年。后于和者，实八十八年也。自郑和航行后，中国之声威，颇张于海表。华人之谋生南洋者不少，且有作蛮夷大长者。新大陆既发现，西人陆续东航，而通商之情形，乃一变矣。其详更仆难穷，其大略则人多知之。其利害又当别论。今不具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