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

齐国在管仲之后近百年里，君臣多腐败无能，生活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刑法苛酷，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国内外都存在着许多危机。为了缓和矛盾，治理好齐国，晏婴以其政治才能，继承和发展管仲的民本思想，采取种种措施，改良政治，终于保持了齐国的大国地位，使经济文化得到继续发展。

(一)重礼义

齐国重礼义是从桓公时开始的，可说是管仲改革的结果。晏婴继承和发展了管仲这一思想，使周礼在齐国进一步得到推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 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 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公曰：“善哉! 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这段对话说明，当时齐国的内部最大的危机是陈氏用厚施办法与姜齐公室争夺民众，民多归陈氏。陈氏取代姜氏占有齐国的形势已很明显，齐景公只能叹息而没有办法。问晏婴有无办法扭转这个发展趋势，晏婴肯定只有礼治可以扭转这个形势。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周礼等级制，“家施不及国。”大夫称家，大夫之施，不能施及国人，陈氏，大夫也。按礼，陈氏不能施及国人，那就不会与公室争夺民众了，齐国也就没有被陈氏取代的危险了。这是其一。其二，礼是“善物”，可以使“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也就是理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等级关系。其三，还可以使士、农、工、商四民各守常业，不至流亡，使官不慢职，“大夫不收公利”(指陈氏厚施，作福作威，与公室争利)。这样，关系顺了，社会秩序井然有条，国家就会长治久安了。这是晏婴对礼的作用的理解。

晏婴不仅重礼，而且十分重义。据《左传?昭公十年》载，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卿大夫陈氏、鲍氏把栾氏、高氏打败，要瓜分栾、高家室。晏婴劝陈桓子说，一定要把栾氏、高氏的财产交给公室，并讲了一番义利关系的道理：

让，德之主也，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

把义作为利之本，使二者统一起来，这一点是继承了管仲义利统一观的，比儒家把义利起码在形式上对立起来，要高明得多。

(二)行节俭

为了扭转齐国奢侈浮华的风气，晏婴极力主张节俭。除了劝君王节俭以外，主要是身体力行。其力行节俭的故事之多，在古今人物中罕见。仅举数例。《左传?昭公三年》：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返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返之。且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 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齐景公要给晏婴换新房子，说：“你的房子靠近市肆，低矮潮湿，喧闹多尘，请换个高爽地方。”晏婴推辞说：“君的先臣能在这里住的，下臣我不足以继嗣祖业，住在这里也太过了。况且小人我住近市肆，早晚能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是我的便利。岂敢麻烦邻里为我建造房子?”但等晏婴出使晋国，景公乘其不在之机，使人为晏婴建造了新宅。及晏婴返回，房已造就。晏婴拜谢以后，就将新宅拆了，并重新为邻里建了房子，一如旧房样子，让原住户又搬了回来。并且借用谚语为据，说请人为邻人占卜过了，违卜不祥，毅然把宅子还给了邻人。景公不允许。晏婴就托陈桓子说情，景公才允许了。

《说苑?臣术》载：晏子上朝，坐的车子旧了，拉车的马老瘦不堪。齐景公见了说：“哎哟! 你的薪俸太少了吧? 你的车子怎么这样不好?”晏婴说：“臣得暖衣饱食，弊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婴走后，景公使梁丘据给晏婴送去了漂亮的大车骏马，一连三次，皆被谢绝了。景公不高兴了，把晏婴召来说：“你不接受车马，以后我也不坐车了。”晏婴回答说：“你让我统辖全国官吏，我要求他们衣食从俭，以作百姓榜样。这样我还害怕他们有什么奢侈和不正当行为。现在君在上面乘马辂车，我在下边也乘这样好的车，人们就会学你我的样子，上行下效，奢侈成风，我就无法禁止了。”到底没有接受。

《晏子春秋》载：有一天，晏婴正吃着饭，景公的使者就到了。晏婴把饭分开请使者吃，致使两人都没吃饱。使者回宫报告了景公。景公以为晏婴太穷，就派员给晏婴送去了许多钱和市租，以作待客之用。晏婴坚决不收，一连三次，都谢绝了，并说出一番道理来。(《内篇杂下》第十八章)齐景公又使田无宇增加晏婴的封邑，晏婴又推辞说：“我听说，臣有德即增禄，无德则退禄，哪有不肖父为不肖子增加封邑以败坏国君之政的呢?”田无宇劝说：“君主愿意赐你采邑，你却违反君愿而一定不受，为什么呢?”晏婴说：“婴闻之，节受于上者，宠长于君;俭居处者，名广于外。夫长宠广名，君子之事也。婴独庸能已乎?”(《内篇杂下》第十九章)

节俭是晏婴的最突出的特点，与奢侈的管仲形成鲜明的对照。故司马迁说他“以节俭力行重于齐”。身为相国，“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衣濯冠以朝，豚肩不掩豆以祭，其所居湫溢嚣尘而亦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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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清俞樾认为，晏婴的节俭，不仅是为节俭而节俭，还是“处乱世之道”，“有以自全”

②

。其实这种认识是偏而不当的。晏婴尚俭一方面是出于其高尚的品德，二方面则是作为治国的一种手段。因为奢侈之风在齐国根深蒂固，而又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存亡，要根除此种风习，非力行节俭不可。他还认为，自己所处地位，能否节俭，关乎维护君臣父子等级名位。诚如他谢绝景公赐予钱财时所说：“婴闻之，夫厚取之(于)君，而施之(于)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于)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筐箧之藏也，仁人不为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八，又见于《说苑?臣术》)就是说，大臣从国君那里拿到厚赐，施之于民，就有“代君君民”，与君争夺人民的嫌疑，那是不忠，故“忠臣不为”。如果不把丰厚的赏赐散施给人民，藏为私有，就是夺人之德，故“仁人不为”。所以说，节俭是“事大养小，安国之器也;谨听节俭，众民之术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十四章)

(三)薄赋敛

晏婴节俭的目的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减轻人民的负担的根本措施是“薄赋敛”。因为，当时齐国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结果，已使百姓“饥寒冻馁，死描相望”;“民人苦病，夫妇皆诅”;“上下交离，君臣无亲。”姜齐公族的统治已很危险了。特别是齐景公时期，田氏(即陈氏)权势膨胀起来，用大斗出、小斗入的借贷方式，施惠于民，收买人心，与公室争夺群众。这一点晏婴已看得十分清楚。《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使晋，晋叔向问晏婴：“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因此当齐国的公孙灶死后，晏婴叹曰：“姜族弱矣!……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然而，就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时刻，公族仍然荒淫无度，征敛不已，干着“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晏婴忠于姜齐公室，企图用薄敛厚施的办法，力挽姜齐公室于将倾。《晏子春秋》中有许多晏子劝君薄敛的记载，如《内篇谏上》第十九章载：有一次晏婴陪景公“游于寒途”，看见许多饿死的人，齐景公“默然不问”。晏婴就此进谏说：以前，我们先君桓公出游，见到饥者与之食，见到病人与之财，“使令不劳力，籍敛不费民。”现在你出游，把几十里地以内的老百姓的财物都拿了来，还不够你耗用;劳力都征调来也不够你驱使;百姓饥寒冻馁，死尸相望，你不闻不问。这样失去了为君之道，“婴惧公族之危，以为异姓之福也。”

《内篇谏上》第五章载，有一年，阴雨成灾，晏婴请求景公赈灾，三请，都未应允。景公仍日夜饮酒作乐。晏婴没法，把自己家里的器具、粮食分给了灾民，然后徒步去见景公说：“霖雨十有七日矣!坏室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敝撤无走，四顾无告，而君不恤，日夜饮酒，令国致乐不已。马食府粟，狗

刍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 狗马保妾，不已厚乎? 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穷而无告，无乐有上矣;饥饿而无告，无乐有君矣。婴奉数之，以随百官，使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婴之罪大矣。”于是要求辞职。景公无法，只好答应按晏婴的办法去做。

《内篇谏下》第二十三章载，景公的一条爱犬死了，景公想以人礼葬之。晏婴劝阻。景公不以为然，说：“亦细物也，特以与左右为笑耳!”晏婴说：“君过矣，夫厚籍敛不以返民，弃货财而笑左右，傲细民之忧，而崇左右之笑，则国亦无望已。且夫孤老冻馁，而死狗有祭;鳏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怨聚于百姓而权轻于诸侯，而乃以为细物，君其图之!”景公听了，叫厨子把死狗宰吃了。

《内篇谏上》第二十一章载：齐景公见荧惑(火星)在天空年余不去，以为是多行不善招来的“天殃”、“天罚”，问晏婴可不可去。晏婴在数落齐景公一大堆缺点过错之后提出去灾办法是：去冤狱，使受冤者回家种地;散百官之财施之于民;赈济孤寡，尊重老人。这样就能“百恶可去”。为了使齐景公省悟，知道厚施薄敛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晏婴公开把景公与陈氏作比说：

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嬉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则国其国也已。(《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这对齐景公无疑是一次严重警告：景公若再继续厚敛不已，国家政权就要被陈氏夺去了。《内篇谏下》第十一章载：

景公为台，成。又欲为钟。晏子谏曰：“国君者，不乐民之哀，不胜欲，既筑台矣，今复为钟，是重敛于民，民必哀矣。夫敛民之哀而以为乐，非所以君国者。”公乃止。

晏婴的薄敛厚施，根本目的是为了姜齐的统治。但他出于民本主义思想，把人民的背向看成是“治国之本”，“守国之本”，则是正确的。《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二十一章载：晋叔向问：“处乱世，行正则遗民，行曲则遗道，何如?”晏子对曰：“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内篇问下》第二十二章载：“叔向问晏子曰：‘意孰为高，行孰为厚?’对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内篇杂上》第八章载：“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者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这一点，晏婴与管仲一脉相承。《内篇问上》第二十六章载：“景公问：‘欲和臣亲下奈何?’晏子对曰：‘……俭于籍敛，节于货财，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百官节适，关市省征，山林陂泽不专其利;领民治民勿使烦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亲矣。’”

《内篇问上》第十七章：“景公问晏子曰：‘贤君治国若何?’对曰：‘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穷……其政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不纵欲以劳民，不修怒而危国。上无骄行，下无谄德;上无私义，下无窃权;上无朽蠹之藏，下无冻馁之民。不事骄行而尚同，其民安乐而尚亲。’”

晏子把人民视为治国之本，从富民、爱民、恤民、安民、乐民的角度来换取人民的拥护，以加强姜齐的统治，不仅于统治者有利，对于人民也是大有益处的。在古代，这种思想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省刑罚

省刑罚，是晏婴的改良措施之一。这一措施是针对齐国当时严刑苛罚提出的。由于刑罚太严酷，当时出现“国之诸市，履贱踊贵”的现象。晏子反对酷刑，劝君省刑宽政，就是从此事开头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十一章载：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晏子辞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景公笑着说：“子近市，识贵贱乎?”晏子说：“既窃利之，敢不识乎?”景公说：“何贵何贱?”晏子知道当时刑罚繁苛，被砍去脚的人很多，市上多有卖踊即假脚的。就说：“踊贵而履贱。”景公“愀然改容”，于是省刑。故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之说。

晏婴劝齐景公省刑的故事很多，仅《晏子春秋》中就有十数例。《内篇谏上》第二十四章：“景公射鸟，野人骇之。公怒，令吏诛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闻赏无功谓之乱，罪不知谓之虐。两者先王之禁也。以飞鸟犯先王之禁，不可。公曰：‘善’。自今已来，弛鸟兽之禁，无以苛民也。”第二十五章载：景公的爱马暴病而死，景公痛而大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左右执刀而进，晏子止之。”《内篇谏下》第二章载：景公爱一槐树，“令吏谨守之，植木悬之下令曰：‘犯槐者刑，伤槐者死?’有不闻令，醉而犯之者，公……使吏拘之，且加罪焉。”犯者的女儿找到晏婴，晏婴上朝进谏说：“婴闻之，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谓之暴，崇玩好，威严拟乎君，谓之逆;刑杀不称，谓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也。今君……刑杀不称，贼民之深者。”景公听了，“罢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内篇谏下》第三章载：景公有竹，“令吏谨守之。公出，过之，有斩竹者焉。公以车逐得而拘之，将加罪焉。”晏子入见请舍之。总之，在姜齐末年，刑重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内篇谏下》第一章)统治者可以任意杀人，“政刑无常”。如景公除以上乱刑之外，还有他的鸟飞了，要杀养鸟人(《外篇重而异者》第十三章);在高处看见有人砍树，也要拘而杀之(同上第九章);大冬天令士兵去搏治砖瓦，完不成任务就要杀兵士(《内篇谏下》第四章)等等，不一而足。晏子一一谏止。有些定为制度。如“商渔盐，关市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收什一之税。他还建议，刑罚减等：死罪者刑，刑罪者罚，该罚的免，都被齐景公采纳。(见《内篇杂下》第十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