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为江都王相和胶西王相。其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当时学士皆师尊之。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仲舒上“天人三策”以对，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以阴阳五行为条理，融神权、君权、父权、夫权为一体，以所谓“三纲”、“五常”为“道”，并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提出“君权神授”论及“天人感应”说，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宣扬“黑、白、赤三统”循环历史观。政治上，反对兼并，主张轻徭薄赋、解放奴婢、缓和阶级矛盾。教育上，主张立太学，设庠序，以教化为“堤防”。今存著作有《春秋繁露》17卷(可能经后人整理增改)，另有《董仲舒文》2卷，见严可均辑《全汉文》。

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自幼研读《公羊春秋》。因读书专心致志，留有“三年不窥园”传说。景帝时任博士。武帝初，被举为贤良，历任江都相、胶西相。晚年，称病“归居”，“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每有“大议”，常遣使者“就其家问之”。后卒于家中。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为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他以儒学为主体，杂取法、阴阳五行说，形成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体系。为“君权天授”编造了理论根据。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准则，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且“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他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为一体，成为束缚人民的绳索。他还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鼓吹“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假借“天意”把封建秩序神圣化、绝对化。在政治上他主张封建大一统;反对“汉承秦制”，主张有所“更化”，以“德化为本”。他曾向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他反对“富者田过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土地兼并现象，要求“限民名田”。提出轻徭薄赋，以宽民力;解放奴婢，解放生产力的意见。今文经学，由董仲舒推广发扬，适应了西汉中期的政治需要，反映了时代特点，从儒家的一个支派，成为儒家正宗。他帮助汉武帝建立了文化专制，在当时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起过一定积极作用。著作主要有《春秋繁露》82篇，《举贤良对策》3篇。文章纲目清晰，前后串通，为后世理学家、散文家称道。此外，还有赋、颂数篇。传见《史记》、《汉书》。

西汉今文经学大师。广川 (今河北枣强东) 人。董仲舒的看家本领是 《公羊春秋》，他在汉景帝时曾被立为博士，威仪行止，一丝不苟，俨然儒者气象，颇受士林敬重。据说，他在任博士期间，专心治学，三年不窥园圃，被后世传为美谈。汉武帝即位后，欲兴太平，与五帝三王比隆，于是诏举人才，亲加策试。董仲舒以贤良的身份参加了策试，他的三篇答卷得到武帝激赏，被定为第一。这标志着儒教正式成为官方神学，董仲舒的三篇答卷也就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历史文献。因其都是围绕 “天人相与之际” 的策问来作文章的，故称《天人三策》。在 《天人三策》 中，董仲舒以他的 “天人感应” 说为基础，系统阐释了儒教教义，如“任德不任刑”、“三纲五常” 等等，并将这些教义神化为天意，声称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最后，他以 《春秋》“大一统” 之义为依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这一建议正迎合了汉王朝已经确立的以 “继周” 为主题的文化建设路线，所以立即被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本人也受到武帝器重，被任命为江都相。江都是易王刘非的封国，而刘非又是武帝的哥哥，素来骄横好勇，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他对董仲舒却十分敬重，比于齐桓公之管仲。董仲舒深信并精通阴阳五行之学，力图将其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甚至用阴阳五行说去阐释 《春秋》 所记种种灾异与人事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所谓 “天人感应”，对西汉今文经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还将这种方法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据说还颇有灵验。他从江都回京任职期间，适逢皇室陵园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中根据阴阳五行说推演其因果关系，刚写好草稿，还没有来得及奏给武帝，一位同僚来访，董仲舒不在，同僚看了草稿，窃为己有，上奏朝廷。武帝召来博士，请他们发表意见，董仲舒的一位弟子也在被召之列，弟子不知道这是老师所作，斥其“胡言乱语”。同僚只好供认是盗窃董仲舒文，于是董仲舒被捕下狱，依法当死，由汉武帝下诏赦免。从此以后，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什么阴阳灾异。丞相公孙弘与他有私怨，便推荐他为胶西王相，欲借这位骄王的手加害于他。但胶西王听说他是当朝大儒，即以礼相待，后来董仲舒以养病为由，辞职家居，不问政事，只以修学著书为务，留下了一部 《春秋繁露》，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作。

西?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今文??大?。?川 (今河北景胯)人。生於?文帝前元元年，卒於?武帝太初元年。少治《公羊春秋》，景帝??博士，嘱授《公羊?》。武帝即位，贼佩亵良文?，策?古今治道，乃上“天人三策”，建阻“猎黜百家，?尊儒戌”，?武帝?见。任江都王相十年，?公?弘所嫉，出?您西王相。後告病揎?，居家著?，仍受武帝注重，朝廷每有大阻，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之，徵?政事。治?以《春秋》??之?推??所以邋行，曾?主父偃所陷，遂不敢?言??。

其?以儒家思想?中心，塍糅??五行、黄老、墨、法等衷家思想，以《公羊春秋》?骨?，以“究天人之肴”“通古今之?”?宗旨，建立了一?符合?固大一靳中央集?需要的新的思想篦系，???社?所提出的有晷哲?、政治、社?、?史等一系列?铨，作了蒉系靳的暾述，?得政治?力的支持，成??代的官方靳治哲?。

在天道愚方面，以天?最高的哲?概念，帐?天是至高?上的孺物之祖，是“百神之大君”，是有意志、知迂、能主宰人?命叩娜烁裆窕指出天通咿??五行的?化篦?其意志和主宰作用，“是故明??人出?虚之?，所以愚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逆，小大??，所以愚天道也”(《春秋繁露?天地??》)，天篦咝谐?橐环N道德意滓和目的的锢?，“天道之大者在??。??德，??刑;刑主?而德主生。是故?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鹇樘?事;?常居大冬，而峰於空虚不用之?。以此?天之任德不任刑也”(《???董仲舒?》)，四季?化源於天生育鹇樘的仁德，雨露锾霜等自然?象皆是天神有意滓、有目的的活?。?待天人晷?，主?“天人感?”的神?目的?。帐?天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天人同?，人副天?，“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天也”(《春秋繁露?人者天》)，指出人的形篦化天而成，人?社?秩序亦象“天道”而制，故而强整人?形篦精神到政治道德愚念都?依“天道”而行事。在此基盗上，提出??嘴告真，指出天分别用符瑞和???地上靳治者表示?兖和嘴?，用以指?人世殓的活?，特别强整??的警?作用，“?家?有失?之道，而天乃先出?害以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以警?之;尚不知?，而??乃至，以此?天心之仁?人君而欲止其?也”(《???董仲舒?》)，强整靳治者?承天意而施政，否?就要受到天的嘴告和?列。主?“君?神授”，要求人民服?代表天意的君王;同?又强整靳治者?尊天而保民，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的愚?，意在限制君?，居罪靳治肓?樘哞利益。

其神?思想篦系?天道陪人事相比附，不??通了神?和皇?，而且把父?、夫?等靳?之於天意，使四?合一，在?理思想方面，?三局五常等封建?理道德原?及??神?化，帐?君臣、父子、夫妻等封建局常晷?皆出於天意，所洲 “王道之三局可求於天” (《基柳》)，“君臣、父子、夫?之柳，皆取衷??之道。君??，臣??;父??，子??;夫??，妻??”(同上)，强整封建?理局常由永恒不?的天意?定，也是不可移易的，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道亦不?”(《???董仲舒?》)的??，企?借天意使封建靳治秩序神慢化、睫?化。在人性?方面，劫合天人相?、天人感?理?，指出人?别於禽?，具有先天的善冱，呃肺善冱是潜在的，??後天的教化方可弈化成人道之善，“性者天冱之?也，善者王教之化也。?其冱，?王道不能化，?其王教，?冱?不能善”(《?性》);强整有善冱?非等於先天性善，“善如米，性如禾。米腠出禾中，而禾未可洲米也。性腠出善，而性未可洲善也”(《?性》)。?人性分?上、中、下三品，帐?“慢人之性”陪“斗筲之性”都是少?，近於全善、全?，前者不需教育，後者膣以教化，皆不可名性。唯有“中民之性”是大多?，可善可?，可以名性，需要靳治者加强道德教育。又明催提出人性包括“性”陪“情”?方面，帐?仁性?“性”，?性?“情”，“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也。言人之冱而?其情，?言天之?而?其?也”，“仁?之?，?在於身”(《深察名?》)，主?遵?天道以性限制情，“天有??禁，身有情欲?，陪天道一也。是以?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於日光。乍全乍?，天之禁?如此，安得不?其欲而蔸其情以?天”(同上)。在柳利晷??铨上，提出“正其狰不制淅??奁淅聿患逼涔Α报《?您西王越大夫不得?仁》)，强整柳重於利;然?不否定利，“天之生人也，使之生柳陪利。利以鹇其篦，柳以鹇其心”，“柳者心之鹇也，利者篦之柳也”(《身之鹇重於柳》)，帐?“利”也有重要的作用。?待??陪效果即志陪功的晷?，强整“重志”，“顿之所重者在其志”，“春秋之?事，莫重於志”(《玉杯》)，帐???比效果更重要，主?“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蒺”(《精攘》)，帐??列、判罪首先要强整思想、行?的??。

在社?政治思想方面，主?“春秋大一靳”的思想，旨在加强?固封建靳一的中央集?制度，削弱、打?地方割??力的分裂活?，主?“?尊儒戌”，以保持政硷、法硷的靳一。吸收黄老的“刑德”及法家刑名思想，提出了以仁柳教化?根本的仁德思想，帐?威、?、刑是德化的蒿助，不可?;而仁德教化?是核心，是王道的根本;强整呃是本衷天道的，“天道之大端在??，??德，??刑;?主?而德主生，……以此?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 (《???董仲舒?》)，“天之志，常置?空?，稍?之以?助。故刑者德之蒿，?者?之助也”，“?倨而?裒，天之志也”(《天辨在人》)。?仁德思想出办，反?社?上土地兼?、哙法逾制等?象，提出“限民名田，以?不足，塞?兼之路”的主?，限制豪强、倨族掠?兼?土地;反?官吏陪民?利，主?“?杵皆?於民”;又提出“去奴婢，除??之威”，反?奴豚制的?存;主??蒺?掾民的?削和?迫，“薄嬴?，省徭役，以?民力”(《???食?志》);力倡文化教育，主?“立大?以教於?，韵庠序以化於邑，?民以仁，摩民以狰，?民以顿”(《???董仲舒?》)。?武帝?钙兵?武、好大喜功亦有所??，提出“文德?倨而威武?下”的主?。其仁德思想及其建阻、措施旨在?和??社?肓?矛盾，促咄社?生?的办展，以?固政?。擂承办?了?靳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之生民非?王也，而天立王以?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民者，天予之;其?足以俸γ裾撸??Z之”(《?舜不擅移?武不??》)，?持民?倨的思想;?於君民晷?，一方面提出“屈民而伸君”，同?又强整民是克制君的力量，?“五行相?”思想出办，以民?木，以君?土，“君大奢侈咿度失顿，民叛矣。其民叛，其君钙矣，故曰木?土”(《五行相?》); 要求治民者 “先富之而後加教”(《仁柳法》)。在官吏的啉拔任用上，主?“鹇士”、“任亵”，“配太?，置明?，以鹇天下之士，?考?以蓖其材”(《???董仲舒?》)，反?根? “樵梳”、“富倌”和儋?啉拔官吏，指出，“夫樘吏多出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啉郎吏，又以富倌，未必亵也”，强整“??亵能?上”，力倡“量材而授官，?德而定位” (同上)。

在?史愚方面，提出三靳三正的?史循??，提出“三代改正，必以三靳”(《三代改制冱文》)，帐??史的办展是按照黑、白、赤三靳不?循?的，三靳?黑靳檫始，??白靳到赤靳，又??黑靳，循?不已，是天意的锢?。强整每?相擂朝代新王受命之始，都要根?三靳循?的次序，改正朔，易服色，以?天意，所洲“新王必改制”(《楚擎王》)，表明王者受命於天各靳一正。同?强整“王者有改制之名，?易道之?”(《???董仲舒?》)，新朝建立改?的碉是顿?制度的具篦形式，至於“大局人?、道德、政治、教化、?俗、文柳”等封建社?的根本大道?“蓖如故”，不可改?，因?“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道亦不?”(同上)。?此提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同上)，帐?先王之道永哞是治理天下之??，主?“奉天而法古” (《楚擎王》)，以“法天”、“法慢”?古今之通道，“故慢者法天，亵者法慢，此其大?也。得大?而治，失大?而?，此其大分也” (同上)。

董仲舒在西?新的?史?件下建立的以??五行?框架、以天人感?神?目的??核心的新的儒家思想篦系，把儒?神?化，??固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提供了理?依?，成??王朝及整?封建社?靳治理?基盗。他本人被尊?群儒首，成?西?以後封建社?重要的精神代表，是?及整?中?封建社?的重要理?家。其哲?政治思想唔?西?地主肓?和封建制上升肓段社?办展的需要，在??具有蒉峰?的意柳，在政治上起了峰?配合的作用;在後世其思想理??越?越成?社?办展的阻力。

其著作很多，《???董仲舒?》费，“凡百二十三篇”，又有真《春秋》的 《玉杯》、《竹林》、《蕃露》等?十篇十鹞孺言。《春秋繁露》今存，有《四?全?》等本;《???董仲舒?》存其《佩亵良?策》;清?可均《全?文》??其文?卷。

西汉儒学大师、思想家。广川(今河北枣强广川镇)人。景帝时任博士官。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应诏三次回答汉武帝策问，进献《举贤良对策》，即著名的“天人三策”，建议采用儒学作为统治思想，而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武帝接受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光元年至元朔四年(前125)，任江都王刘非相国十年。其间辽东汉高祖庙和关中高陵便殿失火，他推演灾异，认为两处失火是天意建议诛除不法诸侯和大臣。结果引起执政权贵愤怒，将其下狱。后被武帝赦免，任胶东王刘端相国四年。元狩元年(前121)以病老辞归，专门从事著述。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学大师，以研究《公羊春秋传》著称。他以《公羊春秋传》为依据，吸取阴阳五行学说及道家、法家学说，建立起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回答了当时社会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天人感应”是其思想体系的中心。它恢复了西周以来的宗教神学天道观，认为天是有知觉、有意志、有情感的至上神――“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义》)，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他利用人对自然之天的感官印象进行附会，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在论述天如何主宰世界时，提出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世界图式。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而为阴阳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胜》)。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形成自然界千变万化，风、雨、雷、电、霜、露、云、雾都是阴阳二气“运动抑扬”而生。《春秋繁露》中反复讨论阴阳五行，所表述的观点约有五端： 一、阴阳五行从属于天。称阴阳为“天地之气”，称五行为“天地之序”。阴阳五行之变化受天意支配，人可以通过分辨“阴阳出入、虚实”和“五行本末、顺逆、大小、广狭”察知天意。二、阴阳消息形成四时变化。阴消阳息的过程为春夏二季，春季阳气生息而阴气消减，夏季阴气至衰而阳气至盛。阴息阳消的过程为秋冬二季，秋季阴气生息而阳气消减，冬季阴气至盛而阳气至衰。三、五行相互关系是“比相生而间相胜”。五行依照木、火、土、金、水排列，“比相生”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间相胜”是金胜木，中隔水;水胜火，中隔木;木胜土，中隔火;火胜金，中隔土;土胜水，中隔金。四、五行与五方、四时相配。“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土为五行之主，居于中央而兼主四时。五、赋于阴阳五行伦理和政治性质。“阳为德，阴为刑;阳主生，阴主杀”(《汉书?董仲舒传》)。“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在将阴阳五行伦理化神秘化的基础上，论证君权神授和封建等级尊卑观念。宣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提出灾异谴告说，说明天对所立之君主的爱护与监督。认为天时刻关注国家政事得失，“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又以人副天数说作为天人感应的依据。认为人是天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与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阴阳、四时之数皆可相符。如人身“内有五藏(脏)”符合五行，“外有四肢”符合四时，“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助》)。以此说明“为人者天”，故天人可以感应。《举贤良对策》中，从天人感应说出发，将王者的职责归为三项：“上谨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天人感应”说具有浓厚的神秘性，阻碍人们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但在历史上又有限制君权、维护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意义。以“为人者天”为前提，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他指出，人是天地间万物的精华，“天地之精所以生万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对人性进行分析时，他认为人天生的资质中有性和情两个方面，不能忽视情的存在，“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情和性都是人先天具有的资质，“情亦性也”(同上)。但在人的资质中情与性又是对立物。情与阴相联系，表现为贪;性与阳相联系，表现为仁。“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天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同上)在阴阳对立中阳为主阴为从，在人的资质中仁为主贪为从。他肯定人有先天的“善质”，又不完全同于性善论。认为与禽兽相比万民之性可称为善，用人道之善衡量万民之性还不能称为已善。“吾质之命性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故谓性未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具体分析人的本性时，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圣人之性”先天至善而无恶的因素，“斗筲之性”先天至恶而无善的因素，“中民之性”则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同上)。他把“中民之性”定为主要研究对象，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将人性与善的关系比喻为禾茧与米丝的关系，说米丝出于禾茧，未可谓禾茧即是米丝，必待加工方成为米丝。又说：“性似有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不可谓善，与目之瞑而〔不〕觉，一概之比也。”(同上)从而强调“圣王”进行“教化”，和“万民”接受“教化”的重要意义。强调人具有先天善质，要把善质转变为现实的善，必须通过“教化”;人具有先天情欲，有产生恶的根据，要“损其欲以辍其情”，亦必须通过“教化”。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理论概括，明确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并用阴阳五行学说进行系统论证，使其与神学天命思想联系起来。“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是个人修身处世的五种道德规范： 仁、义、礼、智、信。他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苍义》)。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是由阴阳关系决定的。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诸在上者皆为阳，诸在下者皆为阴”(《春秋繁露?阴阳尊卑》)。阳是主导方面，阴是从属方面。阳支配阴，阴配合阳。“阴道无所独行，起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春秋繁露?苍义》)。阴不能单独有所作为，只能配合阳的作为，阴配合阳取得成功，其功也只能归于阳而不能由阴分享。因此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中，君、父、夫处于统治支配地位，臣、子、妇处于被统治支配地位。天子接受天的命令，诸侯接受天子的命令，子接受父的命令，臣妾接受君的命令，妻接受夫的命令，都被归结为“尊天”。“三纲”是天规定的伦理秩序，故又称为“天伦”。还认为四时五行体现着父子关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包含有子继父业、子承父志的人道意义。五行中土为贵却不主四时中的任何一时，这是因为土为火生是火之子，不与火分享功名。子为父尽孝、臣为君尽患皆取法于土。由此可见，“三纲”的中心要求是把孝和忠绝对化，以强化封建宗法秩序和封建君权。又把“五常”与五行相配，以仁配木、智配火、信配土、义配金、礼配水，用以证明“五常”的永恒合理性。强调“五常”是治理天下的器具和长治久安的保障。“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施德于外方，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中还讨论了“志功”、“义利”、“经权”三对范畴。主张在评价善恶的时候必须注重“志”(动机)，“功”(效果)则是次要的。一个人如有为善为恶之“志”，主动为善为恶，其为善应受到更大赞扬，为恶应受到更大惩罚。甚至只有为恶的“志”而未为恶，也应受到惩罚，“志邪志不待成”，可以“原心定罪”。相反，如果没有为善为恶之“志”，被迫为善为恶，其为善则不必大加赞扬，为恶也可惩罚较轻。认为在处理“义”(道德)和“利”(物质利益)的关系时，应该重义轻利。虽然义和利对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义比利更加重要，“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有义之人虽贫能自得其乐，无义之人虽富也不能自存。“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同上)，必然招致灾难。在“经”(原则性)和“权”(灵活性)问题上，他重视“经”，对“行权”虽未一概排斥却提出了严格的条件，认为不遇生死存亡关头不可以“行权”，即遇生死存亡关头如果害人利己也不可以”行权”，即遇生死存亡关头又不害人，“行权”也有一定范围，这就是“行权”违反某些原则，必须是为了符合更高的原则(“巨经”)。超出这个范围，不符合这些严格条件的灵活性是道德所不允许的。董仲舒的“正名”思想接触到逻辑和认识论问题。他强调“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要求“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未”(《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认为“名”(概念)来源于“物”，要确切真实地反映“物”。“名”的作用是“真物”，不能“真物”就不能作为事物的“名”。还讨论了“名”的种属关系，把荀子说的“共名”与“别名”称为“号”与“散名”。要求“号”反映一类事物的共性，“散名”反映同类事物中各种事物的特性。例如享鬼神这一类事物号为“祭”，四时享鬼神则分别名为“祠”(春祭)、“店”(夏祭)、“尝”(秋祭)、“蒸”(冬祭)。猎禽兽这一类事物号为“田”，四时猎禽兽则分别名为“苗”(春 田)、“搜”(夏 田)、“狩”(秋 田)、“猕”(冬田)。但又认为“名各顺于天”(同上)，“名”表达着“天意”，通过概念认识事物就是认识“天意”。“天子”之名是视天如父以孝道事天之义，“诸侯”之名是伺侯天子之义，“大夫”之名是善大于匹夫之义，“士”之名是办事之义，“民”之名是瞑而不觉之义，这些含义都是“天意”。人们应该通过“名”体认“天意”。这样，他的“正名”论便成了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董仲舒提出“三统三正”循环的历史学说。认为历史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循环的，每一朝代代表其中的一统，夏代表黑统、商代表白统、周代表赤统，继周而起的王朝又代表黑统。每一新王朝建立时必须改制，以与所代表的某一统相符合。改制的内容包括“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一年十二个月中有三个月可作岁首(正月)，叫做“三正”。“改正朔”就是改变一年的岁首(正月)，黑统以一月为岁首，白统以十二月为岁首，赤统以十一月为岁首。这一项内容特别重要，因为“改正朔”表示承奉新的“天统”之气，“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同上)。但是不论“三统三正”如何变化，“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同上)，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准则被认为永恒不变，故曰“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制之实”(同上)。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同上)的形而上学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变的教条。针对当时有特权的地主阶级违法逾制兼并土地日益严重和农民赋税徭役负担日益繁重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的状况，他主张“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于归民;去奴婢，除未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这些主张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发展，巩固封建统一国家，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为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被推崇为儒学正宗，在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上升阶段，相对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地主阶级趋于保守，他的新儒学体系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董仲舒的著作，现存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有保存于《汉书?董仲书传》中的《举贤良对策》三篇，还有严可均《全权文》中辑录的文章两卷。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著名思想家。原籍广川(今河北枣强县广川)，后徙居茂陵(今陕西兴平茂陵)，以治《春秋》和讲授《春秋公羊传》而闻名天下。为了适应西汉王朝的统治需要，向统治者提供专制皇权的理论根据和一套箝制人民的思想枷锁，他以儒学为基础，兼采阴阳五行及其它各派学说，对传统的儒学思想进行了一系列加工改造，使之以更能投合统治者胃口的神学化形式出现。

董仲舒的思想具体反映在他的《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及其著作《春秋繁露》之中。汉武帝即位不久，董仲舒以被案举的贤良身份来到京师长安，参加皇帝亲自举行的考试――对策。在对策中，董仲舒首先谈到大一统。这是他看到中央集权的发展趋势和汉武帝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他利用儒家经典《春秋》进行穿凿附会，认为“大一统”观念早已被圣人提出了，说它是世间的最高真理。把这一思想引入政治领域，他主张皇帝是国家的唯一中心，要用皇权来一统天下，即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为此必然要绝对地尊君，不得有丝毫侵犯。他用“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来做为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原则，把尊君与敬父结合为一，以此来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它们纳入一定的条框之内。皇帝和臣下，中央和地方是树干与枝叶的关系，君王应“强干弱枝”，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董仲舒还利用“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他说“天”是有意志、有感情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而皇帝则是代表上天意志君临天下的。他以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为封建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借神权来维护皇权。这套理论非常适合汉武帝的口味，因而被欣然接受。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又提出自然界的灾害预示着人间社会的问题，这时皇帝应顺从天意，对统治政策做些调整，以此来对皇权作某些限制。

董仲舒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运用于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加强对思想学术的政治干预，提出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主张认为，凡是不属于儒家的各种学术都应当禁绝，在政治上不给他们出路，要用统一的儒学来一统思想，把全体民众的思想都纳入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防止异端异说和思想混乱，以维持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这个建议也得到汉武帝的欣赏和采纳。

董仲舒曾经当过江都王和胶西王的国相，他均能按照儒家规范行事，使两王行为有所收敛。他还开创了以儒家经义来判案的特殊方法，并汇有《春秋决狱》232例，大大加深了儒家思想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他辞官回家后，专心于修书传学，朝廷如遇有疑难之事，皇帝常派专人向他请教。

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和推动，儒学逐渐走上了封建文化的正统地位，影响中国数千年。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