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家文化一统

汉武帝致力于一统文化体系的创建工作，从他即位时就开始了，只是由于窦太后掣肘，进展不大。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即令公卿大臣、诸侯王相荐举贤良文学之士赴朝廷承诏对策，探求建立什么样的大一统文化体系。所谓“对策”是汉武帝亲自提出问题，由贤良文学之士解答。综观汉武帝五次册问的内容，主要是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五帝三王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如他在元光元年诏书中，历数唐虞太平盛世后感叹说：“呜乎，何施而臻此与! 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汉书?武帝纪》)意思是说，他如何才能效法五帝三王之道，达到天人和洽，政通人和，四海一统的太平盛世。他在寻找治世的理论根据。他所找到的新的理论就是儒家学说。这从他册问的具体问题可以看出，他在用儒家理论批判黄老之学的思想倾向和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仅要以儒家学说作为他政治上的指导思想，而且要求用儒家学说解决大一统专制帝国存在的根据，宇宙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人性的根据等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不仅要将儒学传统中的理想社会政治奠定在人间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且要求儒家学说发挥其宗法的、礼仪道德的甚至原始迷信的文化功能，将单一分散的个体小农变成封建文化的载体，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大一统专制帝国奠定一个稳固现实的社会基础。汉武帝通过他的册问，大致限定了他所要求的大一统文化的性质、范围和发展方向，这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齐鲁文化最终演化为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历史契机。而这一演化是由董仲舒改造儒学完成的。

对汉武帝的册问，数以百计的贤良文学之士从不同侧面对汉武帝的提问作出了解答，而公孙弘、董仲舒由此脱颖而出。就理论建树而言，公孙弘不如董仲舒。董仲舒本来就是著名的《公羊春秋》之学的大师，他援引“春秋大一统”的要义，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对汉武帝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最后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称之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文化专制政策。这一文化专制政策的施行，标志着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齐鲁文化在中国大一统文化体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

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大一统文化体系，是先秦以来儒家学说融合吸收各家学说的精华，经长期发展演变最后与大一统政治相结合的结果。它的各部分要素，主要来自于齐鲁文化中诸如儒、墨、名、法、阴阳、黄老刑名等家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齐鲁文化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体。董仲舒的功绩在于，他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以儒家学说为中心，整合百家学说，形成了符合大一统政治需要的大一统文化体系的主体结构和主要内涵。这一主体结构和主要内涵体现在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依托，以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以维护和强化大一统封建政治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庞大理论体系之中。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构成了汉武帝时期形成的中国大一统文化体系的主体结构和主要内涵，但必须指出，董仲舒的思想决非是大一统文化的全部内容，不能把董仲舒的思想和大一统文化等同起来。较之董仲舒的思想，大一统文化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域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空前繁荣起来，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确立后，颇具特色的各地域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融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洪流之中，只不过没有像齐鲁文化那样居于主导地位而已。自战国中期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总的趋势是服务于现实政治，在相互对立斗争中互相吸收，不断发展，走向融合。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尽管其代表人物并不一定是来自于齐鲁两国或齐鲁地区，但文化学术中相互对立斗争、相互吸收融合的各家各派主要来自于齐鲁文化的各家学说，秦及汉初占统治地位的法家学说和黄老学说是如此，这一时期中处于在野地位的儒家学说、阴阳家也是如此。这个历史过程也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文化的齐鲁文化走向全国、走向大一统帝国中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过程，是齐鲁文化走向大一统文化的前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来自齐鲁文化的阴阳五行学说，由于战国中后期、秦及汉初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而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发挥，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渗透到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学说之中，如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易》的占验，《书》的五行，《诗》的五际六情，《礼》的明堂阴阳，《春秋》的阴阳五行化更为突出。阴阳五行学说自身也因此消融于各家学说之中而不复存在。到汉初，作为文化学说真正成为显学的只剩下在朝的黄老学说和在野的儒家学说，先秦的各家学说，包括汉初在朝的黄老学说实际都融于儒家学说之中去了。随着黄老学说的衰退，儒家学说之成为大一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处于独尊地位，实在是历史的必然。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只是这一历史趋势的法令化而已。董仲舒的思想是那个时代思潮的产物，是顺应那个时代文化发展趋势而产生形成的，他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因此成为这一历史趋势中的代表人物，并在汉武帝的支持下，使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成为大一统文化的主体。我们如果离开这一历史趋势，离开汉初文化发展的时代思潮，将大一统文化等同于董仲舒的思想，那我们就无法理解大一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原因和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了。另一方面，汉武帝的文化一统就是将思想文化学术统一于儒家学说，就是：“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以《六经》为大一统文化的内容。董仲舒在汉初虽然为儒者首，但只是各家大师中的一位;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而著名，《公羊春秋》也只是五经十四家之一。所以，董仲舒的思想不能等同于儒家学说，不能等同于大一统文化。太史公述《六经》要旨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道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比较准确地表述了六经的特色和它们的文化功能及政治功能。班固认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汉书?艺文志》)两相比较，班固在独尊儒术之后，将儒家经籍之《乐》、《诗》、《礼》、《书》、《春秋》与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相比附，视《易》为本原，为天地人事的总规律，这虽不如司马迁的评述客观准确，但却说明了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在大一统社会中的神圣地位。六经之内涵，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虽有涉及，特别是他对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伦理观的重新论证和建构，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极其深刻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董仲舒的思想并不能涵盖六经，更不能与儒家学说等而视之。后来的文人士子，钻研讲习的是六艺之文，而非是董仲舒的著作;董仲舒的思想，特别是他的伦理思想自有其文化意义，但作为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仍然是儒家学说，儒家的经典著作才是大一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将董仲舒的思想与大一统文化区分开来，我们才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齐鲁文化在中国大一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汉武帝时期大一统文化体系的确立，对当时及其后200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秦始皇的功绩在于他统一六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则在于他建立了一个符合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大一统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的建立，其一，它使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有了一个符合现实、完整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延续达2000年之久，与这一文化体系同封建政治的紧密结合有着直接关联。大一统封建专制帝国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前提与保证。其二，汉代是中华民族共同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共同道德伦理、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的形成时期，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大一统文化的确立，以统一的道德伦理、价值取向、行为模式规范社会成员，这对消除不同地域的人们的心理障碍、文化隔膜，促使人们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趋同，从而促进了共同民族意识、共同民族心理的形成。对儒家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认同，又进一步促进了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最终促进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其三，大一统文化的确立，促进了落后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提高，对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之，汉武帝时期形成的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大一统文化的形成，对促进当时及其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大统一、大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大融合等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大一统文化的确立，既是此前以齐鲁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此后中国大一统文化或传统文化发展的开端。因此，中国大一统文化的确立，应是特定历史时期中特定地域文化的齐鲁文化发展历程最后终结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