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齐鲁文化

夏、商二代的齐鲁地区，是民族斗争和融合的初期，相对于其前的东夷史前文化和以后的春秋战国齐鲁文化，可说是没有留下多少东西，而西周时期当是这时期的继续，除了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之外，整个齐鲁地区，仍是方国林立，民族矛盾尖锐，处于继续在斗争中融合的阶段。

(一)周族与东夷族的渊源关系

周，本是商朝统治下的方国，由一个古老的部族发展而来。其始祖叫弃也叫后稷，被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弃母姓姜，叫姜?。《史记?周本纪》说她是有邰氏之女，帝喾的元妃。有次出野，见巨人迹，践而怀孕，到期生子，以为不祥，弃之巷隘。马牛过者，皆避而不践。徙置林中，正遇山林人多，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翼翼荐之。姜?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有人认为，有邰氏是莱夷分支，“邰”与“莱”与“?”是一回事。有邰氏是莱夷姜姓氏族，姜?是姜姓氏族女子，她践“巨人迹”而生弃。“巨人”即“大人”，大人国在今齐鲁胶东沿海，龙口市原为大人国故地。大人国原为己姓，也是东夷的一个氏族，与姜姓氏族互为婚姻。姜?履迹，实是一种婚姻形式，是说姜姓氏族与己姓氏族互相通婚。史载姜?履迹在空桑。空桑即穷桑，地处今齐鲁东部沿海，恰是莱夷旧地。由此看来，西方的周族，实是东方莱夷的一支，是后来西迁去的。他们原来姓己，西迁后改姓姬。姬与己同音，字变音不变。

(二)周初对齐鲁地区的统治政策

周人虽与东夷有族缘关系，但因西迁已有千余年，已成为典型的华夏民族。因此，周初的齐鲁，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斗争十分尖锐。东夷方国和殷朝遗民在反对周人的统治方面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与周对抗。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西周统治者一开始就把统治重心放在了东方，在分封诸侯时，把两个开国元勋、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姜太公和伟大政治家周公旦封于齐鲁，就是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

1. 周初封建与齐、鲁建国

周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实行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武王破殷，入商宫，杀殷纣，释箕子(纣王之弟，因劝谏殷纣王，被纣王囚禁)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姬鲜)、蔡叔(姬度)傅之，并“遍封功臣同姓戚者”。据《荀子?儒效》说：周初共封诸侯七十一国，姬姓宗亲五十三个，异姓十八个。同姓之中，周公最为重要。因为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且功劳最大。《鲁周公世家》载：“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用事居多。”是头等功臣。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但周公因留京师辅佐武王，武王既崩，又相成王，故不就封，“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鲁国就此建立。异姓中姜太公即“师尚父为首封”。因为姜太公是周朝的勋戚，开国元勋。《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博闻，“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归周之后，曾与周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使周很快发展起来，称霸西方，为西伯，“三分天下”，“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后佐周武王，修文王之业，东伐殷纣，最终灭殷，“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山东昌乐县境，一说即临淄)，建立齐国。

2.周公东征与齐鲁政权的巩固

周武王封姜太公和周公于齐鲁，是为了镇抚齐鲁地区的夷人和殷遗民。因为他们不服周朝统治，时刻准备反抗。果然不出所料，周武王去世之后，东方便发生大规模叛乱。《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这次叛乱，是以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为中心的。周封武庚于殷，极不放心，因此在其周围，又封了三个重要国家，这三个国家都是周王宗亲，周武王的弟弟：叔鲜封于管，史称管叔鲜;叔度受封于蔡，史称蔡叔度;叔振铎封于曹，史称曹叔振铎。三叔之封，是为监察武庚的，史称“三监”。但是，他们不仅不监视武庚，反而与武庚合谋叛乱。在这次叛乱中，东夷许多方国都参加了，著名的有徐、奄、熊、盈、薄姑等。据《史记》载：周公东征，诛灭武庚、管、蔡之后，乘胜东进，一举荡平了东方徐、奄、熊、盈、薄姑等五十余国。东方这才较为平定下来，为齐鲁建国打下了基础。周公的儿子伯禽和姜太公才得以分别到鲁、齐就国。

齐鲁建国后，东夷诸国的反抗并未停止。首先是鲁国。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伯禽刚到曲阜不久，徐戎、淮夷便兴兵攻鲁，伯禽只好率师迎敌，对徐戎、淮夷进行讨伐。大军到费(今山东费县)誓师，作《费誓》，动员将士，鼓舞部卒，严明纪律，明定赏罚，然后发起进攻。费了好大功夫，才算平定了下来。鲁国局势基本稳定后，伯禽开始了“变其俗，革其礼”的较彻底的改革。这场改革是用周朝较先进的礼乐来改造殷礼和夷礼，以便把思想统一到周朝礼乐制度上来。因为鲁有两次平乱的基础，其改革进行得较为顺利，使周礼在鲁国扎下了较深固的根子。这对后来孔子思想和春秋末期鲁国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有很大影响。

其次，齐国在建国之初，形势比鲁国更为严重。第一，齐地更深入东夷腹深，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如东邻莱国，势力很强，不服周人统治，姜太公刚到齐国，莱国就来攻打。《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东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就是这个莱国，与齐国对抗500余年，直到公元前567年，才被灭亡。还有纪国(有人认为纪就是莱，莱、纪

为一国

①)

，也与之为敌。 太公五传至齐哀公时，纪侯在周王面前告了齐哀公一状，周王把哀公烹了。哀公死后，发生内乱，国力削弱。其继任者胡公静，在营丘呆不下去，被迫迁都。经历了200多年的都城营丘，被迫放弃，西迁到了三百里外的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北60里)。不久“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之后十四世，到齐桓公时，用管仲之谋，终于成为东方一等强国，春秋王霸之首。第二，齐国地理条件不好。《汉书?地理志》载：“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为了发展生产，解决衣食问题，姜太公一开始就艰苦奋斗。如姜太公东就国，“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辟草莱而居”。同时，“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国的发展强大还有个客观原因，就是周王朝赐予的特权。为了加强对东夷反抗者的威慑和镇压，周王赐给鲁国保有天子典籍、宝器和礼乐的特权，赐予齐国有征伐特权。《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周成王少时，鉴于“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这就为齐国成为政治、军事强国打下了基础。

(三)《诗经》中反映的东夷人反抗情绪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经孔子重新编订，共收入诗歌305首，史称《诗》300篇，主要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作品，分“风”、“雅”(大、小雅)、“颂”三类。“颂”是歌功颂德，多用于庙堂之上;“雅”是贵族、宫廷内部唱和应对;“风”多是下层劳动者的民间歌曲。因为采集于许多国家，分国编辑，故称《国风》。国风160首，11国的诗歌，又分15部分。反映的是这11国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的喜怒哀乐之情。因此，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情况。雅颂虽是贵族、宫廷体诗，但也反映一定的阶级关系和氏族关系。如《小雅》中的《大东》一诗，就是出自古代谭国(今济南市章丘市平陵城附近)大夫之手，写作于西周前期。这首诗就反映了谭国人对西周统治者的不满。今将原诗及译文

①

对比附录于下：

有

簋飨， 有满满的一碗饭，

有?棘匕，有一把弯弯的长柄枣木羹匙。

周道如砥，周朝的国道平坦得像磨石，

其直如矢。它像箭竿一样的挺直。

君子所履，这是贵人才能走的道路，

小人所视。小民只能远远地凝视。

裁言顾之，转身回头顾望啊，

潸焉出涕。不禁潸然泪下出涕。

小东大东，不论是近东还是远东地方，

杼柚其空。织机上都已是空空荡荡。

纠纠葛屦，咱们穿的是粗硬葛编草鞋，

可以履霜? 怎能够踩那冰冷的寒霜?

佻佻公子，而那些轻佻浮浪的公子，

行彼周行。却舒舒坦坦地闲步道上。

既往既来，他们在周道上来来往往，

使我心疚。使我们看了心里气得发慌。

有冽?泉，清冷寒冽的流泉啊，

无浸获薪，不要浸湿我砍的木柴。

契契寤叹，睡梦中还在唉声叹气，

哀我惮人。为我疲劳的小民悲哀。

薪是获薪，若把树枝看做真正木柴，

尚可载也; 还可以用大车把它装载;

哀我惮人，若可怜我疲劳的小民啊，

亦可息也。让他们歇息一下也应该。

东人之子，东方人的子弟们啊，

职劳不来; 职务再繁忙也不奖赏;

西人之子，西方人士的子弟们啊，

粲粲衣服。新赏的众多官服多么漂亮!

舟人之子，西周族人的子弟啊，

熊罴是裘; 整天猎熊搏罴游乐放荡;

私人之子，私家小人的子弟们，

百僚是试! 也能把各种各样的官当!

或以其酒，有人整日饮不完的美酒，

不以其浆; 有人却喝不上一顿米汤;

??佩?，有人长长的佩带上挂着美玉，

不以其长。有人连条短带也佩不上。

维天有汉，看那天上悬着的银河，

监亦有光; 像面镜子照出它的光亮;

?彼织女，看那三角形的织女星，

终日七襄; 一天就移动了七个地方;

虽则七襄，虽然她走了七个辰位，

不成报章。却并没有织出绮绸的纹样。

?彼牵牛，光闪闪的那座牵牛星，

不以服箱。却不能拉动车箱。

东有启明，黄道东头有颗启明在监视，

西有长庚。而西头又有颗长庚星掺望。

有?天毕，还有那长柄弯弯的天网星，

载施之行。却横列在那黄道之上。

维南有箕，南面有座簸箕星，

不可以簸杨; 却不可以簸谷扬糠;

维北有斗，北面有座北斗勺星，

不可以挹酒浆。却不可以舀酒盛汤。

维南有箕，南面的簸箕星啊，

载翕其舌，正咂着舌头把嘴张，

维北有斗，那北面的北斗勺子星啊，

西柄之揭，却把长柄高高地举向西方。

本诗用许多的比喻，揭露周人对“大东”即“远东”，距西周京城遥远的东方谭国人民的剥削和奴役。首先是那条又直又平的周道，就是周人对谭人压榨的象征。

谭，本是古老的国家，在今济南市东郊的平陵城，即龙山镇城子崖上面。周灭商后，谭国被周人占领，被迫臣服于周，向周王朝称臣，献纳贡赋，心中不满。因此，当武庚与管叔、蔡叔联合叛乱时，谭国也被搅了进去。一旦叛乱平定，谭国的后果可想而知。周人为了加强对“大东”的控制，一是加强政治攻势，二是加强军事镇慑，如封齐于谭东边，鲁在南边，卫在西边，燕在北边。再是修筑周道，以适应镇压夷人的战争需要，如跑战车、辎重，运输征调的物资、贡赋等。修道的人力就地征调，物力自然落在当地人民的头上。被征服的东方诸国人民的负担，一下子繁重起来，被搞得疲惫贫困不堪。再加上西人的歧视，更加深了东方人的怨恨。故首先把周道视为眼中钉。再是由行走在周道上的西周人和当地人衣着、行为态度和受的待遇等的对比，反映谭国人、也是整个齐鲁地区被征服方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西周时期，尽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有时相当尖锐、激烈，甚至发生对抗，酿成战争。但是周王朝总是一个新兴王朝，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它敢于正视现实，有魄力和能力调解各种矛盾，对《大东》一诗的态度就是很好的见证。《大东》一诗后来传到了周廷，周王并没有因此怪罪谭人。相反，十分重视，把诗留在朝廷，收入档案，作为鉴戒;同时接受谭人的讽谏，减轻了各国人民的赋敛。再是，西周有先进的文化。周自文王、甚至更早的周太王以来，就十分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如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纪》)文王还演《八卦》，修文德，对发展中华古代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周公，在统一全国的基础上，整理传统文化，借鉴夏礼、殷礼，制礼作乐，制定了一套空前完整的礼乐制度，使什么都有章可循。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又是一大贡献。周公对人更是谦恭谨慎。他自己说，他“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鲁周公世家》)。周朝统治者用这样宽宏达理的态度和处处有章可循的典章制度来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其效果可想而知。周初所谓“刑措四十年而不用”的“成康之治”，大概就是这样出现的。它在东方的两个重要封国――齐、鲁，可说是忠实而灵活地执行了周公的路线和政策。因此，战争之后，很快得到了大多数东方方国、诸侯的信任，出现了一个空前的民族融合，逐步取向统一的局面。这是齐鲁文化兴起和繁荣的根本条件。因此，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与《大东》相反的诗歌，如《鲁颂》就是歌颂“西人之子”鲁侯的。 如其中的《

宫》一诗，首先赞美了周族远古的祖母姜源生后稷和后稷耕耘发展农业的丰功伟绩，又歌颂周文、武二王的文武之道和克殷统一的大业，最后颂周公之德和伟大贡献。鲁国经过周公及其后代的经略治理，到春秋僖公时，已是东方大国了。其诗有句云：“泰山

，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掩有)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

齐国比鲁国发展更快，到春秋时，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其功业比鲁侯要大得多，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当然，齐、鲁对周围东夷方国用兵，以武力征服了它们，战争有时是很残酷的。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战争和斗争，往往是新生事物的催生剂，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是促成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从短时期看，战争有破坏性。如夏、商、西周初期，齐鲁地区夷人文化的衰落，与民族的矛盾、民族的斗争、民族的战争有关。但是，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发展繁荣，又是在夏、商、西周三代民族通过矛盾、斗争和战争促进了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结果。没有齐、鲁两国大力推行周文化，用周文化作为指导文化，去改造东夷文化，甚至用暴力征服他们，强制他们统一到周文化方面来，就不会有齐、鲁两国的内部统一，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大体统一，因而也就不会有齐鲁民族的融合，更不会有齐鲁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就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