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儒家的重要经典。本只称《诗》，后世称为《诗经》。成于春秋时代。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汉班固《白虎通?五经》：“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诗经》共收305篇作品，因此又称《三百篇》。分“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多是各地民间诗歌，反映民情风俗等。《雅》分《大雅》、《小雅》，多是贵族所作宴会乐歌，反映国势盛衰以及政治得失。《颂》有《周颂》、《鲁颂》、《商颂》，是统治阶级的祭祀乐歌，追述历史，颂扬祖先。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普遍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有用重章叠句，反复咏叹的特点，其优秀篇章语言朴素优美，音乐自然和谐，极富艺术感染力。《诗经》提供了周的兴起、周的经济和生产情况的珍贵史料，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广。其作用仍在于歌功颂德，宣扬统治者承天受命的宗法思想，有一些暴露时政的贵族作品，表现了对周王朝政权日趋衰落的不安和忧虑。汉代传《诗》的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燕韩婴和毛公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鲁诗》、《齐诗》先后亡于魏晋，《韩诗》今传有《韩诗外传》，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辑注较详备。《毛诗》为古文，独传至今，有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等。宋朱熹《诗集传》，杂采《毛诗》、《郑笺》，参以鲁、齐、韩三家诗义，以己意为取舍，探索《诗经》本义，但他们又囿于儒家传统的偏见，免不了歪曲某些诗的原义，近人对此多有匡正。今人亦有较多的注本和选本，如高亨《诗经今注》，余冠英《诗经选》等。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只称《诗》，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又据《史记》记载，认为系孔子所删定，近人多疑其说。其中《国风》部分，现代研究者一般认为大都是民间诗歌。《雅》、《颂》部分有些是宴会的乐歌，有些为暴露时政的作品，还有一些祀神祭祖的诗，提供了关于周的兴起、周初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的重要资料。诗篇形成以四言为主，普遍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其优秀诗篇，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富有艺术感染力。《诗经》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而且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

儒教经典。收集有古代乐歌歌词三百零五篇，所以简称为 《诗》 (诗的原意就是 “言志” 的歌词) 或 “三百篇”。《诗经》分为 “风”、“雅”、“颂” 三大类，“风” 是周王朝属下各诸侯国的地方乐歌，所以又称 《国风》; “雅” 的意思是 “正”，是周王朝直辖区的乐歌，其中包括朝聘燕享等仪式上表演的礼乐;“颂” 的意思是 “舞容”，是祭神的宗教音乐，祭祀天地祖宗之神时，要载歌载舞，赞美人王的功德，即所谓 “舞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故称“颂”。其创作时代上至周初，下迄春秋中期，是中国最早的乐歌总集，系周王朝的乐官所编辑，作为贵族子弟学习礼乐的教科书。古今对《诗经》 的理解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从汉代开始，经学家就认为 《诗经》 是孔子删定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诗原来有三千余首，孔子删去其意义重复的篇章，取其可运用在道德教化上的三百余首，编成了这部《诗经》。又说，这三百余首歌词，都经过孔子弦歌正音，以求符合雅颂的标准。也就是说，《诗经》是孔子垂教后世的法典，绝不是现代文学意义上的诗歌总集。孔子论《诗经》 的特点，说是 “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这种看法就成了历代经学家阐释 “三百篇” 的基本前提。在这一前提之下，汉代今文经学家各抒己见，发挥 “三百篇” 的微言大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致董仲舒、刘向都有 “《诗》无达诂”的感慨。古文经学家则根据 “以史证诗” 的原则，对 “三百篇”都作了题解，这就是著名的 《毛诗序》。在南宋理学家朱熹推翻汉儒旧说之前，《毛诗序》 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 《诗经》 的理解。例如 《国风》，今人说这大都是 “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 的民歌。但在古代，并不这样理解。《王风?采葛》：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据《毛诗序》，这首诗的主题是：“惧谗也。”说的是大臣出使在外，担心自己被君主身边的小人离间，所以有 “一日三秋” 之叹。《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据《毛诗序》，这首创造了“秋水伊人” 经典意象的名诗的主题是： “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 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伊人” 就指的是 “知周礼之贤人”，而不是有情人企慕的对象。古代经学家将其中的男女等意象看成是一种象征，一种比喻，就象 《楚辞》 中的 “香草美人” 那样，而且给这种借男女等意象来 “言志” 的表现手法取了一个名字，叫作 “比兴”。有了这个“比兴”，《国风》 中的男女之诗自然成了 “贤圣发愤之所为作” 的咏叹调，于是就有了垂教后世的意义。今人在解读这些诗篇时，先假定它们是民间创作，再假定作者是远离政治舞台的普通男女，于是从字面上看，当然就成了情歌。这种看法，南宋理学家朱熹已开其端。他认为汉儒的 “比兴” 说完全曲解了诗人之意，于是重新注释 《诗经》，将男女之诗斥为 “淫诗”，认为孔子把这些 “靡靡之音” 编入 《诗经》中，是作为 “反面教材”，让后世读者知道 “人欲横流” 的种种丑态，所以孔子说： “ 《诗》 可以观。”孔子所说的 “思无邪”是要读诗之人思想端正，而不是说作诗之人心中都不存邪念。其实，《诗经》 中诸如此类的作品，其主题究竟是什么，是永远说不清的问题。汉儒 “《诗》无达诂” 的感叹，已经触及到阐释学上的这一难题。简而言之，古人心中的《诗经》 与现代读者心中的 《诗经》 常常是两部书。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儒家“六艺”之一。相传为孔子所编定。《诗经》遭秦火后，书简都已毁灭，后代以记诵相传，到汉代又得一些遗简。当时传诗者共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毛亨一家最为周备，后来东汉的郑玄又为之作笺，在流行上便压倒了齐、鲁、韩三家。至今三家几全散佚，通行本只毛氏一家，故《诗经》又称《毛诗》。现存诗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大抵皆周初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作品。句式以四言为主，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分别采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语言朴素优美，韵律和谐，艺术风格淳朴自然，写景抒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在历代一向被奉为习诗之根本。《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它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基础。《诗经》中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形象地描绘了周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在思想内容上深刻而广泛地揭示了周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各种矛盾，再现了劳动人民惨遭剥削的境遇，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初步形成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指出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方向。《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道路上第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从两汉的乐府民歌、建安诗人的感世之作，到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乃至宋、元、明、清各代进步诗人的创作，无不体现出再现现实、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而在中国诗歌创作上形成系统的、具有辉煌成就的现实主义创作体系，充分反映了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的传承和发展。由于它在中国的深远影响，对《诗经》的评述之作，代不乏之。如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诗集传》、清初学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清人吴贻生的《诗义会通》等等，皆是《诗经》研究的重要著述，对《诗经》内容多有阐发，至今仍有不少可供参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