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

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二十余即为文帝召为博士，旋迁太中大夫。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制法度，兴礼乐，重农业，屡次上书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忌，谪为长沙王太傅。后迁梁怀王太傅，一生淹蹇不得志;死时年仅33岁。长于政论，著名作品有《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过秦论》等，气势酣畅，雄辩滔滔，带有战国纵横家议论余风，而用语浅明，文辞华丽，句多骈偶，开汉代体制丰富、数量繁多的政论文创作先河。著名辞赋有《吊屈原赋》、《鸟赋》、《旱云赋》，上承荀赋、楚骚，趋向散体化，多用4言句，推动了汉赋新文体的形成。

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时称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年少时博览诸家之书，曾从师张苍学《春秋左氏传》，又研究过道家学说，以能诵读诗书，善写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18岁时，受郡守吴公赏识，召为弟子。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廷尉吴公荐于文帝，被召为博士，时年仅23岁。文帝赏识他的文辞可观，知识渊博，年内提升他为太中大夫。他建议改历法、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又上《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抑商，积贮粮食，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的目的，为文帝采纳。他还为文帝更定了许多政策和法令。贾谊的出众才华和革新的政治主张，引起了功臣显贵们的妒忌与不满。当文帝提议让他出任公卿时，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攻击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动摇了文帝对他的信任。文帝前元三年(前177)，贾谊被贬出长安，任长沙王太傅。途经湘江时，作《吊屈原赋》，抒发他对屈原的同情与崇敬，寄托了自己的怨愤之情。在长沙间，贾谊忧郁不欢，写就《鹏鸟赋》，抒怀才不遇的愤懑情绪，并流露出祸福相当，生死无异的消极思想。文帝七年(前173)，贾谊被文帝召回长安，转任梁怀王太傅。此时他多次上书陈说政事，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抗击匈奴;倡导礼义教化等。后梁王坠马死，他自伤失职，悲泣自责而死。当时才33岁。《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有文58篇，赋6篇，以政论散文《过秦论》、《治安策》最有名。今人辑有《贾谊集》。《史记》、《汉书》有传。

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教育理论家。他在汉高帝七年(前200年)生于洛阳，青年时以博通《诗》、《书》和善于写文章扬名，22岁被征召为博士，历任太中大夫、长沙王、梁王太傅，文帝二年(前168年)病死，时年33岁。他生前著文58篇，刘向辑为10卷，号曰《新书》，他的教育思想即散见于这些文章中。

贾谊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早期教育论、教育国本论、尊师论和师德傅职论等。他受《易经》“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影响，强调教育要“慎始敬终”。他认为“孩提有识”，对人的教育要从在母腹中时做起。在孕的妇女除要吃味道纯正、营养丰富的食品，听合乎礼仪的乐曲外，还要“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渲，独处不居，虽怒不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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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良好的姿态和平和的心绪。孩子出生后，要由“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创造一个“左右前后皆正人”的教育环境，使之“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习与正人居之”，这样才能培养出合乎要求的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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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早期教育理论在当时尽管是针对太子的培养教育而言的，但也是他在教育问题上的一贯主张。现代科学证明，他的这种早期教育论是十分科学的。

贾谊在《大政》等篇中，从巩固汉朝封建统治秩序出发，系统地阐述了教育、教化在治国、治民、富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教育，“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有政治”等著名论断。他认为，民是万世之本，只有立圣王之教，使民学之，才能收到固本宁邦的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主张把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美风俗等有关教育、教化的内容纳入国家事业管理的最高层次，确定为当官从政的首要职责。这些精辟论断，不仅在当时对巩固西汉大一统封建帝国有积极意义，就是在今天，若剔除其封建糟粕，仍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要发展教育，首先要尊师。贾谊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教师与国家的强弱、盛衰、兴亡都有关系，人君、朝臣及国民都应当待老师以最高的礼遇。西汉以后各朝皇帝尊奉师保，把孔子抬到很高的地位，都与贾谊的尊师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贾谊一方面主张给教师以最高礼遇，另一方面则严格要求为师者应具备与其崇高地位相匹配的德、才、识、行。他在《官人》中为从教者定了一个标准，要“智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仪表，问焉则应，求焉则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国足以重人之国”，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合格的教师。至于为师之道，他认为应该是耸善抑恶，革劝其心，广显道德，训明其志，使受教育者言行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信条。这些对今天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贾谊在道德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