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立国前后的初步发展

周定王十一年，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晋智伯荀瑶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氏之地，晋出公迫于四卿之威逼，谋合齐鲁之兵伐四卿，四卿联合逐出公，出公奔齐，死于道中。知氏立晋哀公，控制朝政。周定王十六年，智伯联合韩、魏围赵无恤于晋阳并引汾水灌其城，无恤密约韩魏反攻知氏，遂共分其地，于是赵韩魏三家主持晋政，称为三晋。不几年，三家又把晋君之地分去大半，晋幽公姬柳只有绛、曲沃两邑之地。幽公荒淫，被人刺杀，晋侯名存实亡，三家分晋势成。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王命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遂入战国时代。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

赵氏家族自叔带弃周事晋以来，几乎历世都是晋室的名门望族，任晋卿、执国政，握兵权。晋景公时虽有“赵氏孤儿”之难，但很快恢复旧状，成为晋六卿实权派之一。赵鞅、赵无恤父子两代，先后灭范中行氏和知氏，与韩魏分晋而立，赵氏的领地向北扩至代，向东也逾越太行山，有了一个大国的雏形。这之间，越鞅父子经营晋阳和赵烈侯的初步改革是赵国史上的大事。晋阳，当汾水流域上游，赵鞅父子两代在这里开发，成为赵氏家族的根据地。赵鞅在晋室执国政22年，其间在自己的领地上大约实行了土地制度的变革和宽缓于民的政策。他先后任其家臣董安于、尹铎为晋阳邑宰，在这里建造了城垣、宫室和仓库。董安于治晋阳，“民无二心”，无叛意。尹铎继位时，亩大税轻，利于发展生产;释放奴隶，使之转化小农，使晋阳再治。赵鞅父子两代遇难时都奔晋阳固守，就是依托这座坚固的城池和民心的拥护，化险为夷反败为胜的。据《韩非子》一书记载，晋国赵襄子(即赵无恤)时候，住宅园圃已经自由买卖、私人间买卖土地这一迹象，反映了奴隶制行将被封建制取代的历史趋势。 赵无恤秉其父之遗业，北上

门登夏屋山，借宴请姐丈代王之机，击杀代王及其从官，遂兴兵平代地，封其侄赵周于代，为代成君。这是赵氏领地由晋阳向北的大开拓。分晋而立的三晋，以魏文侯重用李悝的变法改革影响深远，当时吴起治军，西门豹治邺，都是在列国间震响很大的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魏文侯以(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还以乐羊为将，越赵境而攻中山。魏国的变法强大，正值赵烈侯就位之始，他在国相公仲连的佐助下，也实行了一些改革。《史记?赵世家》曾记有两件事，反映了这种改变的迹象：其一，赵烈侯好音，拟给郑国来的两位歌者以高位，并赐田万亩，但公仲连没答应，赵烈侯也只好作罢;其二，公仲连向烈侯荐举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实行变革，牛畜进谏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治国;荀欣进言用人要“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进言理财要“节财俭用，察度公德”。烈侯采纳这些进言，任牛畜为师，负责教化;任荀欣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任徐越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核臣下的政绩。上述情况说明，当时的赵国在教化上推行儒家的“王道”和“仁义”，在任官和理财上是依照封建地主阶级的标准和需要来处理的，这无疑是对奴隶制的“世卿世禄”的一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