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比较

这是人类学中文化进化论者广泛使用的方法，运用传统的历史资料和第一手的民族志材料来提出和证明他们的理论观点。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E.Tylor)率先建立起这种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方法论。他收集了世界上350个不同社会的资料，应用统计学的手段来决定社会制度中的某些关系(如亲属关系和婚姻模式)的重复出现，说明了文化进化是沿着有规律的遵循法则之道路发展的。他还总结性地提出，曾经存在过一种文化的“母系”阶段，随后经过一个转换的混合阶段进化到“父系”类型。在此项研究中，其在统计学术语方面分析的单位或受项是文化特质。除了泰勒将比较法用于文化进化的研究之外，这种方法也可用于检验各种假说，这些假说试图解释文化中包含的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跨文化的比较，遇到的难题包括界定或分离受项(特质)，和完整地阐明统计结果的问题。有人类学家在批评泰勒的模式时提出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在困扰着这种比较研究。其困难在于，在收集或比较文化特质时，什么才可以当做独立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作为标准的单元或组元呢?无法完整地给用以比较的特质下定义，这是关系到给“文化”或文化区域下定义的全局问题，因而也将使人们对于下一步的统计分析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在人类学领域对跨文化比较作出很大贡献的默多克(Murdock)等人类学家也被这一问题所困扰，即如何判断什么样的东西才能作为分析的组元，这种判断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印象主义之类的问题。对可能会偶然出现的相互关系之估计，在统计学方法中是一个基本的要素;这种估计在分析标准组元和相似组元的关系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相似组元在有共同的遗传、发明和传播的情况下是可能出现的。运用计算机来进行比较复杂的分析时可以处理更多的资料组，这样一来可以探索地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模式和文化特质功能上的内部关联，以及发明和传播的问题。然而，这种只是考虑一群想像的特质而不考虑特质的历史背景的比较方法使它的解释价值受到了局限：它只是给我们一些在各种变项之中的、没有时间性的相互关系，而无法说明它们的历史发展。某些假象是关于文化的共同性，或功能性特征的规律性重复的;人们常用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比较来检验这些假说。但我们要注意的是，统计学相互关系中得来的因果性推论可能是有问题的，这样的资料可以作为一种因果假说的依据，但无法用做证据。这是因为某些假设在进行分析之前就被当做模式，这些假说就预先决定了将要用做研究的各种变量。博厄斯提出的连续性区域跨文化分析是对跨文化比较方法的重要贡献。它是博氏对北美印第安群体在连续性区域内的范例进行神话学的比较研究之后所创立的。这种分析范例的形式，在特定的区域内取得材料，能够使分析控制在地理学、语言学和环境的各种关系里面。克鲁伯及其弟子们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则是把社会作为分析的组元，比较文化特质的发明以便分成“文化的相似矩阵”加以辨识。这种研究也有局限性，因为研究者建立模式时也有某些先入为主之见，而且遇到从共时性资料中作出历时性推论的难题与困境。然而，这种研究在控制语言、环境和标准组元之间的其他关系方面有较大的可能性，使这种具争议的研究方法比起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考察更为容易实施。也有人类学家把这两种统计分析结合起来应用，由此使跨文化比较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与提升。一是把文化特质当做分析的组元，二是将社会或“部落”群体当做分析的组元。默多克的《民族志地图册》由此又有了再分析的意义，可以用归纳法推导出文化区域体系，或是通过这种更讲究统计技术的复杂方法推出文化的“各组层位”来。在类似的研究中，现在已经应用了不少新的统计学方法，去分析跨文化基础上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并对有关文化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之各种假说作出评价。人类学家不仅要进一步完善统计学的方法，而且要进行广泛的民族志研究以便建立假说，然后再用统计学方法去检验之。二者相辅相成，使得传统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和取得新的研究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