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体

史书编纂体裁。《资治通鉴》代表了我国古代编年史的最高成就，与传统编年史相比，其体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充分吸取纪传体首尾完整、分而不散的优点，会纪、传、表、志材料于一炉，以编年线索贯穿，使之统而不分。既突出重大政治事件和战争，以“穷探治乱之迹”，又兼及人物言行、典制沿革、经济发展、习俗变迁等，以全面表现社会历史的概貌。司马光大量采用回顾、插叙、类比等写作手法，克服编年体前后割裂、如流水账簿的缺点，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编年体的记事容量和表现方式，发展和完善了编年史体。二、首创长编法和考异法。所谓长编法是先全面收集史料，按照年月日顺序，逐一标明事目加以排列，编成丛目。再将丛目的史料进一步检阅，经过取舍、综合、铨次，重新组织，写出初稿，同时注明史料出处，以备查核订正，这是长编。最后由主编根据长编定稿。长编法既能保证重要史事不致遗漏，又能使主编有比较选择的余地。所谓考异法是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记载反复研究，去伪存真，选择比较可靠的资料编入《通鉴》，并以“考异”的形式说明使用材料的出处和去取的理由。长编和考异使编年史体臻于精善。三、主体著作和辅助著作相辅而行。《通鉴》的辅助著作包括体现史料考证的《通鉴考异》，“略举事目，以备检寻”的《通鉴目录》，简编本《通鉴举要历》和《通鉴节文》，载修书凡例的《通鉴释文》以及“略举每年大事，编次为图”的《历年图》。这些辅助作品与正文互相配合，多角度、多层次地发展了编年史。

《通鉴》的体制对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有学者称其为“通鉴体”。这一体例的出现产生了重振编年体的巨大作用，当时与后世，仿《通鉴》而作者接踵而起，举其要者，有刘恕的《通鉴外纪》、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明通鉴》等，形成了自上古至明代的通鉴体史著，与纪传体二十四史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