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与留唐僧

前文已多次涉及到不少日本宗派的开祖如道昭、道慈、最澄、空海等人人唐求学，都与遣唐使团同舶同行。可见迎送留学僧和留学生，是遣唐使的重要任务之一。因而，在论述入唐求法僧功绩之时，有必要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遣唐使作一简单的介绍。

大唐帝国经太宗、高宗诸帝治世后，政治制度周密完整，经济高度繁荣，文化空前昌盛，居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在佛教方面，各派已相继成立;佛学大师著疏经典，发挥经义，组织新说，译经事业也取得空前进展，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因此，国力强盛、文明的唐帝国自然成为日本实行社会革新和文化选择的范例。尤其通过四次遣隋使的派遣，已初步接触到中国先进制度与文化，并有所借鉴和吸收之后，对盛唐文化益加憧憬和向往，朝野上下醉心于学习和模仿。遣唐使的派遣，正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手段。因而从630年的第一批遣唐使团始，就明确地担当起学习中国优秀文化的使命，成为输入中国文化的桥梁。

日皇遣使赴唐前后亘二百六十四年之久。自630年至894年共遣使十九次，平均每十四年一次。其中有十六次到达中国，三次因故停止，从而把两国关系提到空前未有的密度。初期，遣唐使团的人数约二百人左右，自八世纪后，组团规模越来越大，人数增至五百余人，船舶由两只增到四只。而第十八批使团达到六百五十一人之多。成员包括正使、副使、判官、录事各数名，此属使团的领导层。下有知乘船事、工匠、译语、医师、阴阳师、画师、船师、水手长及水手等，而且都有泛海求法的留学僧、留学生同行入唐请益。

遣唐使团受到日廷的格外优遇。朝廷要为使团举行隆重的朝见、赐节刀(印符)仪式，赐使团成员黄金、御衣、御被及锦、布等物。出发前夕，宫内赐宴饯行，天皇即席赋诗，以示优宠。待即将扬帆启航之日，天皇要参拜神社祈祷海上平安。归国交命时，朝廷要赏功、升叙位阶、恩赐物品，以至豁免徭役。

当时日本到中国沧溟万里，在海上要漂泊几十昼夜。这在当时日本造船技术落后，航海知识贫乏的条件下，所需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仅要承受少粮缺水，蚊芒疾病等生活和生理的极大因难，还要冒被海水吞噬的危险。653年第二批遣唐船赴唐途中，有一船在萨摩国萨麻郡附近覆没，全船一百二十人遇难。733年第十批遣唐使由四船组成，只有两船安然返日。其中第三船漂至南洋群岛，使团人员多被土民虐杀，只有四人逃生。第四船则杳无音信。777年第十五批遣唐使归国途中，第一船遇风船破，自副使小野石根以下三十八人，唐使赵宝英等二十五人被巨浪卷走，葬身鱼腹。第四船抵日时，同船一百数十人中仅生还四十余人。836年第十八批使团第一次启航时，刚离筑紫港，即遇暴风，第三船桅断帆落，潮涌满舱，全船一百四十人中只有二十五人幸免。从以上可见，一旦被任命遣唐使，就恰似奔赴战场，必须有殊死的决心。据周一良《中日关系史话》，遣唐使船前后有四分之一长眠于海底。他们这种为探求先进文化，不惧海上颠簸之苦，不畏惊涛骇浪之险的精神，堪称为后人赞叹的壮举，将永远载录中日文化交流史册。

遣唐使是文化使节，主要使命在于文化活动。因此，日廷在遴选人选时极其慎重。按“随业择人”的原则，不仅领导成员要精通经史，在容貌风度上有出众之处，而且随行人员也都是各个领域中潜心研究、有一定功底的俊才硕学或有一技一艺之长的人。留学生、留学僧赴唐也不负有外交使命，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的。专一从事佛教研究的入唐求学僧统称留学僧。详可分为学问僧、请益僧和还学僧。学问僧一般指留学时间较长，志在深造的留学僧;请益僧则指在佛学某一方面有一定造诣，具有一定研究水准，为求得某些问题的解答而入唐的留学僧; 作为遣唐使成员，同期往返并兼请益使命者称为还学僧。奈良时期的入唐僧一般留学时间较长，甚至有达三十余年。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佛教的发展刚刚起步，急待输入盛唐的佛教文化，因而入唐僧都抱有彻底汲取中国文化精髓的决心;另一方面因和朝鲜半岛关系疏远，非等下一次遣唐使船舶来就无法回国。到了平安朝，入唐僧已不再像前代那样毫无计划、漫然留学，而多有侧重或带着疑点、有目的地入唐请教，加之唐朝船只往来频繁，所以留学时间大为缩短，最长的也很少超过五年。据史料载，自608年至882年，功著当时、名留史籍者有九十二人，到达长安者四十余人。632年，僧?、灵云、胜鸟养等人人唐土追求佛理，满载硕果搭乘第一批遣唐使船归国之后，许多志在深造、求法的日僧相续入唐。继道昭、道慈一代名僧之后，717年，玄?乘第九次遣唐船从难波出发赴唐。在唐十八年，唐玄宗惜其才学，授准三品位并赐紫袈裟。734年一月，玄?携经论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归国。据730年长安崇福寺智升所撰《开元释教录》，入藏者总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可见玄?携归的经卷正是《开元大藏经》的全部，这是对日本藏经事业的巨大贡献。归国后，玄?以奈良兴福寺为基地，盛弘中国法相宗。此时正值圣武天皇兴隆佛法的盛世，他深得圣武天皇的崇信，准予出入内道场。737年，圣武天皇效仿唐制，授赐玄?紫衣。这是日本赐有德性高僧紫衣的开端。后因其过于参政，在宫廷内乱中被流放筑紫。

732年，为引进中国戒律，荣睿、普照两法师肩负敬请戒师来日传授戒律的使命，随第十批遣唐使团前往中国。在唐十余年，先后礼请洛阳大福先寺道?和鉴真大师东渡成行。荣睿、普照两位法师为佐助鉴真的东渡之行，可谓是竭尽艰辛，鞠躬尽瘁。在策划初渡时，两人被诬告与海盗有染，双双蒙冤入狱，关押达四月有余。在743年准备第三次东渡时，当局又以诱使鉴真出国为名逮捕了荣睿，被戴枷押至杭州，身染重病，却不准出狱治疗，后诡称病死，才得潜离杭州。两位法师虽多次蒙难，但其坚固之志毫无退悔，始终追随大师左右，倍受颠簸之苦。748年第五次东渡途中，荣睿大师寂于端州(广东高要县)龙兴寺，埋骨唐土，为中日两国的佛教交流事业而献身。普照后随鉴真搭乘第十一次遣唐船安然返日。在两位大师身上，我们看到了日本僧人不断追求与勇于献身精神。这种为了本国文化的发展而不屈不挠的德行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主要通过西渡留学僧和赴日弘化僧进行的，突出表现在日僧向中国佛门硕学大德的虚心求教方面。就其交流内容而言，又具有鲜明的广泛、全面、系统的特点。就是说，不仅将唐朝勃兴的佛家学说、理论与宗派传入日本，也几乎将与佛教有关连的文化全部输入日本，包括移植了唐朝的佛教制度、佛教艺术乃至唐朝的官制、学制、田制、税制等，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有些留学僧归日后，积极参与皇廷枢要，通过政治机构把在唐学到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知识付诸实践。如以唐律令为楷模制定了《大宝令》;效仿唐制设立了与大唐太师、太傅、太保相当的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及相当唐三省六部的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而唐代的国司、郡司等则被直接移入日本。下面主要谈谈留学僧在发展日本佛教文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首先，留学僧在唐留学期间，在中国诸师的鼎力相助下，大力搜求、抄写尚未传到日本的经论章疏，不断地给予日本佛教界新的刺激与活力，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的佛教典籍和法门法物。譬如，日本佛教上所称的“入唐八家”，即指平安时代的最澄、空海及其法裔弟子圆仁、圆珍等八人。他们不仅是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创始者和承法人，而且自唐带回的书籍、经卷尤为繁富。所带回的文物编成《八家请来目录》。据此可知，最澄在台州龙兴寺一面就学道邃的天台宗义，一面雇人抄得经论一百二十八部;后赴越州龙兴寺获《真言》、《杂经迹》等一百零二部，共计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并得真言道具十余种、拓本真迹等十七种。空海集中经生二十名抄得《金刚顶经》等密教经典计二百一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和曼荼罗、祖师像、真言道具多种。其中新译经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卷，梵字真言赞等四十二部四十四卷。圆仁分别于扬州、五台山、长安求得经论章疏五百八十五部七百九十四卷，包括梵汉两种文字经典三十一卷、梵文经典八十余卷。圆珍是最澄弟子义真的门下，853年乘唐人商舶来华游学。六年间，学习显密二教及悉昙梵语，并在天台山国清寺止观院内建造止观堂及房舍，全寺僧众为此题名为“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858年归国时，所带的典籍达四百四十一部一千卷，还有真言道具十六种、曼荼罗数幅及杂碑铭文等拓本数种。常晓、圆行均是空海法裔，838年与圆仁同奉入唐求法旨意，随第十八批遣唐使抵唐土。常晓从栖霞寺文璨阿贽梨受金刚灌顶和太元密法。翌年携三十一部六十三卷经籍和太元密法曼荼罗、太元帅像、佛像数尊归国。尤其是所传入的太元密法成为平安朝廷难得可贵、求之不得的秘法。太元密法即太元帅法，是以“镇护国家”为教旨的密教派别。其经典《太元经义?》称，若国王归依元帅，就能守护国境，消除邻王怨敌;逆臣叛子自会降伏;国内无疾无苦。大臣若持此咒，所辖之地就无恶人、恶贼及诸鬼神等。因而，常晓将这一新密法带回日本后，立即得到朝廷的欢迎与崇信。840年，仁明天皇敕许常晓在山城国宇治法琳寺设修法院，安立带回的太元帅像，以求保护国家。并规定每年正月八日至十七日为“国典”，在宫内修诵太元秘法。这清楚地反映了日廷扶助佛教的政治目的。圆行曾在长安受教青龙寺义真，并奉敕为内供奉。839年携新请来真言经法二十六部三十三卷、梵字三部四卷、显教疏章四十八部八十八卷归国，总计六十九部一百二十三卷。此外还有佛舍利三千余粒、真言道具十六种、佛像曼荼罗十二种及义真法师所赠物等。惠运于838年乘商船抵温州，后赴长安，师事青龙寺义真，受诸密印。在唐十年，带经卷书籍一百八十卷回国，创真言宗安祥寺流派。862年，宗睿伴同平城天皇之子高岳亲王(真如)来华。师事玄庆、法全诸师受金刚、胎藏两部大法，朝拜了天台、五台等名山。866年归国时，带典籍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及佛舍利七十粒，真言法具十余种。

上述带回日本的大量经卷、文物中，天台法门的物品和密教经典居多。尤其是空海把自唐玄宗晚年经肃宗、代宗时代由不空三藏译完的密藏大部分传到日本。这也正是天台、真言两宗在平安朝蔚然兴起的原因之一。另外，梵文和梵汉两种文字的《陀罗尼》、《真言仪轨赞》等书很多，而且圆仁、圆珍等人都曾从师学习悉昙，促使了悉昙学在日的兴盛，进而推动了日本音韵学的发达。有学者认为，日本五十音图的排列，正是在悉昙的影响下完成的。入唐八家还带回很多的曼荼罗与祖师像。这些画像都是请中国画工绘制的。其中有不少是出自一代巨匠李真之手。其笔力雄浑、画法精细、人物维妙维肖的风格，完全被日本工匠所模仿，遂形成藤原时代流丽典雅的画风。

其次，留学僧大多长时间生活在唐土，对唐代的风俗习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且大多巡历过诸名山古刹，目睹唐佛教中心长安城内高僧大德云集、寺庙林立宏伟的盛观。因而，必将中国人衣食住乃至民风习俗传入日本。其突出范例之一，即唐式建筑风格深深渗透在日本古都和古刹的建筑艺术中。如平城京的营造，皇城居城中北部，中央有朱雀大路贯通南北，分左右两京，其设计模式完全仿长安，甚至道路两边种植果树，也是由普照将唐都情况搬到日本。所建的元兴寺、药师寺、大安寺诸寺是奈良佛教文化的结晶。据载，大安寺乃是按照道慈留学时绘制长安西明寺草图而设计的。

国分寺及东大寺主佛毗卢舍那大佛，是奈良时代大兴佛教的两大事业。但寻其源头，不外是源于唐代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等官寺。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便敕令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在京城建大兴善寺，列为隋代开国营建新都的首批重点工程。仁寿年间(601―604)，上至朝廷，下至黎民大张旗鼓地建一百一十一座舍利塔，遍及全国一百一十一个州。到了唐代，三百年中在全国各州建官寺四次。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的佐助，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高宗乾封元年，敕全国诸州置观寺一所。武则天时，在两京及诸州修建大云寺。神龙元年(705)中宗诏示天下各州建寺观各一座，即龙兴寺、观。第四次即唐玄宗的开元寺。738年玄宗敕令全国各州指定有代表性的寺院，改建为开元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圣武天皇在“显冥一致、国家平安”思想的促动下，于741年发布建立国分寺、国分尼寺之敕命，距中宗建龙兴寺三十六年，距玄宗修开元寺仅三年时间。日本国分寺按诏令均建在全国最好地点，并立释迦金铜像和七层宝塔，抄写《最胜王经》、《法华经》各十部。尽管从两国统治者建寺的指导思想和所依经典方面都有差异之处，但是，从视佛教为国家事业这一基本点而言，则是完全一致的。

743年，圣武天皇发愿铸造东大寺毗卢舍那大佛。大佛高达5丈3尺，重5吨，总计耗铜13万贯、锡2200贯、金100贯、水银600贯。其风格也受到唐代佛像追求高大的影响，较龙门石窟晚七十年，比洛阳北邙山大铜佛迟四十年。在整个铸造过程中，圣武天皇亲自拉绳，以袖运土，在大佛前自称“三宝之奴”。752年，天皇率百官亲临大佛开光供养会，请一万名僧，有隆重的音乐歌舞形式。这是自佛教传入日本以来的空前盛举。而在营建国分寺和铸造东大寺大佛时，入唐僧玄?、道慈等人也起到很大作用。

再有，留学僧在唐除研习佛教外，也学习儒家经史、诗文、治国典章制度。在携归的大量文物中，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如许多碑铭拓本与真迹之类，对平安朝书法的发展，起到不容忽视影响。又如圆仁带回的《开元诗格》一卷、《祝无膺诗集》一卷、《杭越寄和诗集》一卷、《法华经二十八品七言诗》一卷、《嗣安集》一卷;宗睿带回的《削繁加要书仪》、《西川印子唐韵》五卷等，对尔后日本文学、词赋的发展，都起到培育和奠基的作用。另外，留学僧还从盛唐输入了音乐、医术、印刷术等多方面学问。唐乐传入日本后，不仅宫廷设雅乐部文武朝会时演奏，佛教举行盛大法会时也多演奏太平乐、千秋乐、万寿乐等。观正仓院正仓院珍藏的所有笛、筝、箜，几乎全部由唐朝舶来。

最后，再稍稍提及被尊为观音净土普陀山开祖的惠萼。惠萼曾先后三次入唐，这在入唐僧中实属罕见。仁明天皇的承和十一年(844)，惠萼奉嵯峨天皇皇后之命入唐，由雁门登五台山，将檀林皇后的布施物绣文袈裟、宝幡和镜奁等施给五台山各寺。847年，到南方杭州灵池寺，会见齐安国师，并奉皇后的旨意，敬请其弟子义空禅师共同归日。这是禅最初传入日本。惠萼第三次入唐是贞观年间的862年，随从真如法亲王入唐，次年回国。关于他的第二次入唐，日本有种种传说。日本的齐衡年间(854―856)初，惠萼再次入唐拜谒五台山，858年从五台山奉持观音像一尊归国。行至普陀山附近时，船忽然停下来不能前进。惠萼以为，想必这是观音的御意，于是下船将观音尊像供奉在当地的一家住宅中，后建一寺安置了观音像。随着时间的迁移，普陀山发展为四大圣地之一。而入唐僧惠萼则作为观音灵场的开山之祖，得到信徒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