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隋使与留隋僧

自后汉以来，中日两国便有了交往。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光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据《魏志?倭人传》，日本邪马台国时代女王卑弥呼曾三次遣使来魏。238年，女王首派大夫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向魏帝献特产和奴隶。魏帝对此深表嘉许，授卑弥呼“亲魏倭王”称号和金印紫绶，赠锦三匹、白绢五十匹、铜镜百枚。243年，卑弥呼又遣大夫掖邪狗等八人来魏，献倭锦、生口等，魏帝授掖邪狗中郎将称号。247年，卑弥呼第三次遣使，请求魏帝的支持。魏帝遂派使节张政前往邪马台国。再据《宋书》载，自413年至502年，日本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代天皇先后十三次遣使朝贡。雄略天皇即倭王武写给刘宋皇帝的信还保留在《宋书》里。但这些使节的来朝，还只是一般性的修好，不具有文化交流的意义。两国间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首推600年至614年间遣隋使的派遣。它标志着日本民族已意识到直接引入大陆文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又是尔后大规模派遣唐使的前奏。尽管其人数很少，但他们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显著的。

作为遣隋使的有力推动者，是日本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前文已述，他对促进中国佛教在日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同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同样重要地位。

推古朝正值我国隋代的国力充实、天下升平、远近归心时期。而当时的日本还处在氏姓和部民制形式的奴隶制阶段。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中国。在政治上，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大氏姓贵族之间，贵族与部民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各大氏族拥有广大领地，俨然一小邦，甚至皇地、屯仓也被侵蚀，尤其苏我氏领地竟凌驾朝廷之上。面对这一社会状况，意欲励精图治的圣德太子十分仰慕中国文化，“万事悉仿效之心与日俱增”。因而，他一改过去由朝鲜输入中国文化的途径，积极推行与隋修好的外交政策，与大陆先进文化进行直接交流。

圣德太子执政三十年中，共遣隋使四次，不仅引进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方法，也试图效仿隋帝兴佛大治之举，藉佛教统一信奉多神碉的豪族。

第一次遣使出隋在推古天皇八年(600)。据《隋书?东夷传》：“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北史?倭国传》也有同样记载。但日本史籍无有载录。《隋书》是唐高宗武德五年(622)由封德彝、颜师古二人纂修的，距开皇二十年仅有二十二年，后太宗贞观三年(629)起，又由魏征等重修，所以，所记史实是可信的。

607年，任小野妹子为第二次遣隋使节、鞍作福利为翻译，并携首句为“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国书来隋。此次遣使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日本以中国王朝臣属自居，年年朝贡，册封大王的地位，明确了两国平等的外交关系。当时隋炀帝见国书后十分不悦，但出于招抚外蕃的政治需要及小野妹子巧妙的外交辞令与工作，炀帝终取宽容大度的态度。翌年四月，小野完成使命，偕隋答礼使裴世清等人回国。到达难波时，由三十艘装饰豪华的船舶迎隋使入新建的馆舍。后派装饰华丽的七十五匹乘骑送随使入京。入朝觐见时，圣德太子及诸王、诸臣都头戴金髻花，身著锦紫锈织和五色绫罗，可见其仪式的隆重。

同年九月，小野妹子第二次为使赴隋，并有四名留学生和留学僧同行。此次为直接摄取中国文明的嚆矢。《隋书?东夷传》载，有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可见通隋使团已承当了求取经论，引进中国佛教的使命。留学僧四人是僧?、南渊清安、惠隐和广齐。他们自隋留唐，滞华学习分别达二十五年、三十二年、三十一年和十六年。亲身经历了隋末唐初的大变革，亲眼看到日臻完备的唐朝的礼文政治，饱受高度发展的唐文化的熏陶，必然对本国氏族政治深感不满，愈发感到文化的落后。因而回国后，积极投身政治的革新，主张废除苏我氏专权，效仿唐风，建立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并运用在唐学到的崭新知识，参与法制、制度的制定。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曾受教于南渊清安，僧?和留学生高向玄理担任革新之要职国博士。可以讲，留隋僧和留学生在日本著名的大化革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

第四次遣隋使于推古二十二年(614)六月出发，以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为正副使。翌年七月回国，这次使节的派遣，只见于《日本书记》，且论述不详。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僧灵云、胜鸟养、惠云及惠光、医惠日等，曾同行入隋。惠云滞华二十五年，舒明天皇十一年(639)回国，大化元年被举为十师之一。灵云留学十八年，舒明天皇四年(632)归国，大化元年同列为十师之一。医惠日在隋八年，主要学医术，赐姓药师。后曾两次任遣唐副使，出使唐朝。

总之，据现存资料，史上留名的遣隋留学生及留学僧仅十余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留华学习的时间很长。二十年、三十年那么长的留学，决不仅仅为了单纯学习佛教，必然多方面地接触隋唐的先进文化。因而，通过他们所传回日本的异国文化情调，对于向往、欣慕中国的日廷和知识层来说，不能不是莫大的刺激，更加激发了其追求、汲取之心。从这一角度而言，也是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