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表饰雕塑

陵墓表饰雕塑指陵墓周围设立的石兽、石人等仪卫性雕塑，具有一定的纪念夸示功能，亦称石象生。

中国早期的陵墓表饰雕塑遗迹见于汉代。在位于陕西西安郊外的汉代将领霍去病的墓冢周围，设置有十多件动物石雕，有纪念碑式的“马踏匈奴”和卧牛、卧马、跃马、伏虎、驯象等，还有作为柱础台座的大口鱼和小口鱼等。这批石雕动物作为陵墓表饰是汉代石雕艺人智慧的结晶。艺人们充分利用和发挥了石料天然形态的特点，在保持岩石自然美的基础上作艺术加工，使石雕产生了浑朴自然、气韵天成的效果，远看如一块块山上巨石，近看具有粗犷而含蓄的魅力。其中一件跃马系大刀阔斧地雕凿而成，粗线条的明显转折刻印在顽石上，顽石便转化为充满生命力的健壮马匹，它前蹄登地仿佛跃跃欲起，浑圆厚重的石雕中含蓄着动态的表现，堪称中国雕塑史上的石雕精品。著名的《马踏匈奴》更为出色，它在这批动物群雕中位于中心位置，马的形象高大直立，四蹄之间封锁一匈奴武士形象，以一块整石将这一马 一人雕刻出来，造型与其他动物石雕协调统一，且突出了纪念霍去病将军抗击匈奴侵略者屡立战功的主题，这是凭借大胆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才能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图165)。这批雕塑代表了汉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汉代后期随着厚葬风气的发展，贵族阶层多用高大的石阙和石兽作为坟墓外的装饰物。此时常见的石兽为昂首阔步向前跃进的姿态，形象怪异，近乎狮子又近乎虎豹，且有双翼，富有装饰意味。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石兽和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兽便是代表性遗迹，河南洛阳一带亦发现有此类石兽，民间称之为石辟邪。有一件出土于洛阳的石兽很有典型意义，它造型雄伟，头部类似狮子，身躯类似虎豹，双肩处有着类似鸟翅的双翼，头高昂、长长的身躯由胸部至尾部形成运动曲线的形式，粗壮的尾巴由臀部伸到地上，与四足一起形成五个支点稳健地支撑于地面，整个身体呈向前迈进、昂首长啸的姿势，富有勇猛的生气和气势(图166)。此类动物是由商周青铜器上那种被赋予了神灵特性的装饰意味浓厚的动物形象演化而来的，因此保留着一定的装饰性曲线，并具有协助墓中魂灵升天、帮助现世人与墓中魂灵沟通的功能，可以称之为灵兽，以区别于其他家畜和交通工具类的动物雕塑形象。

南北朝时，南朝诸帝和贵族对陵墓表饰雕塑极为重视。位于六朝佳丽之地的建康(今南京)及其邻近的兰陵(今丹阳)一带的南朝陵墓，多有墓表装饰石雕，题材多为灵兽，即蹲踞在华表柱头的小型石兽和直接设置于墓冢周围的巨型石兽。南朝巨型石兽长度一般在3～3. 8米之间，高度在2.5～3.5米之间，形象有的类似于上述出土于洛阳的灵兽，有的在头顶上加了向后弯曲的角，姿态均为大步迈进的走势，头部高昂，胸部低伏，臀步又高高抬起，长尾触地，形成分明的弯曲度，给人神异的力量感。华表柱头上的小型石兽形象与之相仿，同样具有生动的活力。这批石兽在雕刻手法上继承了传统石雕的粗线条雕刻法，但技巧上有了明显的发展，刀法洗练，线条刻划刚中有柔，汉代石雕的稚拙气已渐消失。南朝陵墓表饰雕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上承汉代墓表石雕雄健生动的风格，进而创造出更具奇伟特质、更能显示陵墓之庄严神圣的形象，为唐代墓表雕饰的设计和制作进一步完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唐代帝王及皇亲皆将陵墓表饰视为纪念功绩和夸示权威的重要手段。唐代的主要陵墓集中在陕西省境内，墓表雕塑突出的陵墓为献陵、昭陵、乾陵和顺陵。雕塑的题材较前代有了明显的扩大，除动物外，尚有不少人物形象，动物形象的种类亦不限于汉魏六朝出现过的那些种类，除普通的动物和灵兽外，还有为实有战马雕刻的“肖像”以及异域传入的鸵鸟的形象。此时陵墓表饰雕塑的规模较以前更为宏大，石人石兽皆为巨型石雕。唐代陵墓有着固定的程式，一般为陵台设于中央，四周以神墙(围墙)相围，四面墙中间各开一神门，南门外修为神道，作为墓表的雕塑即设置于神道两旁。

较早的唐代墓表石雕见于唐高祖李渊的献陵的神道上，有石虎8件，石犀牛2件，皆为走动姿态，雕刻简洁洗练，颇有汉魏石雕的遗风，整体效果浑然而有生气。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是唐代初期的又一帝陵，李世民在世时已开始营建，陵墓前的石雕为《昭陵六骏》和十余件“番王”像。《昭陵六骏》是以李世民在开创唐帝国的战争中骑过的六匹骏马为原型而雕刻的高浮雕作品，以高1.7米左右、宽2米左右的六块长方形石灰岩雕刻而成。“六骏”的图形是由当时著名的画家阎立本描绘、设计的，雕刻者是当时的能工巧匠，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六匹战马各有名称，姿态为三匹站立，三匹奔驰，皆为矫健英武的骏骑形象，雕刻手法相当成熟，风格自然生动而毫无装饰意味。 如其中的“飒露紫”，表现为该马中箭受伤后大将丘行恭为其拔箭的一瞬间的情景，马头下垂显出伤痛中依附于人的情态，而其浑身块面清晰的肌肉却充满坚毅的情调，形体比例合度，形象自然真实。另一件名为“拳毛”的马，表现身受数箭仍坚持前行的动态，同样具有真切感人的效果。这两件优秀浮雕作品已流失于国外，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件陈列于陕西省博物馆。昭陵的“番王”像的原型是一些归化唐帝国的外族首领，现石像已残缺不全(图167)。

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在唐代陵墓形制和墓表雕饰方面最具代表性，陵墓神道上列置的石雕有蹲狮一对，文臣武臣十对，马和牵马人十对，驼鸟一对，翼马(带双翅的马)一对，以及诸番君长像六十一躯。这些石雕高1.4～3.4米，巨大雄伟。蹲狮的蹲坐姿势与南朝石兽的走动姿势形成鲜明对比，以威武沉稳的气势取代了南朝石兽凶猛强悍的风格(图168)。翼马保持了前代灵兽的部分神灵特征――双翼，但马的形体却刻划得相当真实。鸵鸟是以半浮雕的形式刻于板状石块上的，这种由西方诸国输入的珍禽，被刻划得自然生动。数十躯诸番君长像以恭立的姿态整齐地排列在神道旁，雕刻手法虽不是十分写实的，而这些背后皆刻有官职姓名的人物显然是作为肖像刻划的，是大唐帝国威震四海的标志，与其他石雕一同起到了夸示后世的作用。在武则天为其母所建的顺陵，陵墓表饰石雕同样具有雄壮浑厚的特点。顺陵的石狮共有三对，两对为蹲式，一对为走式，造型高大健劲且有雄雌之别，雄狮肌肉紧张、张口怒目，雌狮丰毛多肌，神态宁静，较乾陵石狮更为写实。顺陵石雕中还有一对幻想型的灵兽，头似鹿，上有一角，身躯似牛，长尾曳地，肩侧配有双翼，形式承南朝石兽而来，姿态却是唐代威武沉稳式的，不似前代的俯冲姿式。

总的来看，唐代墓表石雕规模空前宏大，雕刻手法成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代表着中国墓表雕塑的最高成就。在动物雕塑方面，唐代石雕是朝着写实的方向发展的，不同于汉代粗线条的简括雕刻，亦不同于南朝幻想型动物为主流的风格，但也并非刻意追求细部真实，而是创造了理想与现实完好统一的艺术形象。汉代陵墓的大冢一般由人工堆土筑成，而唐陵则多以真山为坟，诸帝陵多散置在陕西渭水以北形势雄伟的山岭上，坚实有力、雄浑壮丽的石雕有序地排列在山间神道旁，形成了雕塑与自然环境结合为一体的人文景观，在中国雕塑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应当指出的是，晚唐的陵墓表饰石雕逐渐丧失了初、盛唐石雕的气势，开始走向下坡。

北宋时期，陵墓表饰雕塑仍很受重视。北宋九帝，除最后二帝被金兵掳走客死他乡外，其余七帝陵墓皆位于离国都汴京(开封)不远的河南巩县，诸帝陵多有大规模的墓表石雕。南宋帝陵则都设在绍兴，因是偏安江南，一直存有恢复中原、国都北迁的愿望，故而陵墓不施象设。

北宋陵墓的布局及各种规制参酌唐代帝陵而定，神道上石雕的设置亦大体与唐代相仿。宋帝陵的石雕进一步程式化，每一帝陵的石雕为50余件，题材较唐代稍有变化，动物除唐陵常见的狮子、马匹和灵兽等题材外，还增加了羊、虎、象等形象;人物除文武臣之外，增设了驯象人和控马人的形象。石狮自唐代起即已成为陵墓仪卫中最基本的题材。宋陵的石狮一般采用蹲坐与端立两种姿势，面部多呈张口怒吼或咧嘴龇牙状，以示其勇猛凶狠之特质。大象是外族进贡之物，雕刻于陵前的意图近于唐代的鸵鸟。石象身躯方厚，腿如四根巨柱，神态异常驯服，旁边所立的驯象人姿态肃穆恭顺。石羊、石虎的形象厚重，亦表现出了驯服的姿态。这些石雕在体积和规模上近似于唐代，有的还略大，但却较为呆板，失去了唐代石雕那种雄伟气势和昂扬生气。在雕刻手法上，宋代进一步向写实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缺乏唐代那种理想精神，不少石雕经过写实处理后显得形象萎缩、迟钝，但个别天才工匠的才智仍能够发挥出来，显现于个体形象的雕刻上。如宋陵的个别石羊具有汉代石雕的简括粗犷气势，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雕刻于屏风式石板上的灵兽“马首鸟”――由龙身、鹰爪、雀尾、鸟翼和马头合于一身的怪鸟形象，包含着奇谲的想象和构思，刀法成熟，堪称杰作。

在蒙古族统治的元代，丧葬习俗与汉族不同，帝王死后运回蒙古安葬，无大型石雕的设置。明代恢复汉民族的统治地位之后，朱氏政权力图在各个方面恢复大唐盛世，唐代的许多典章制度都为明人所效仿，帝王陵墓的建筑格局也成为他们效仿的对象。虽然宋代和明代的商品经济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丧葬习俗随之有了一些变化，墓内明器雕塑数量减少，纸扎明器开始流行，但为陵墓设置大型仪卫性石雕以夸示国力和权威的思想却更为浓厚。因此，明代陵墓多设有很长的神道，以成双成对的石雕相守。此时石雕流行的名称为“石象生”，神道被称为“象生道”。

明朝十六代帝王中的十四名帝王有大规模的陵墓，其中第一代太祖朱元璋的孝陵位于南京，另外十三人葬于北京昌平，其陵墓统称为“明十三陵”。在明孝陵的神道上，设立有狮子、獬豸、骆驼、大象、翼马和麒麟各两对，姿态为一对跪卧、一对站立;此外还有石人八身，二对为文臣、二对为武臣。明朝初年，由于人们抱有恢复唐代盛世的理想，社会精神是昂扬向上的。孝陵石雕体现了这种精神，较宋代石雕有一定进步，但气势仍不及唐代石雕。明十三陵各陵所占据的山麓较集中，以长陵为中心共同使用一个神道，神道两旁石雕的题材和造型姿态均类似于南京孝陵石雕，所不同的是，明显地缺乏生动气象，具体刻划虽更为细致，却徒有形体，较宋陵石雕更为呆板，唐代陵墓石雕那种雄伟浑厚、充满内在生命力的精神特质至此已荡然无存。除帝陵外，明代各皇帝多为自己的父母修建有皇陵，这些皇陵散置于安徽凤阳、湖北钟祥等地，所设仪卫性石雕数量较孝陵和十三陵更多，仍然形体巨大，姿态或跪或立，但在艺术上无突出之处。

位于辽宁沈阳、河北遵化和河北易县的清代帝王陵墓，皆有仪卫性石雕设置，题材类似于前代，件数不甚统一，规制不甚严格。此时墓表石雕的雕刻手法无明显发展，同时内在气势进一步弱化，形体巨大却无坚实厚重之感，有些精心雕刻的作品更显得如同玩偶、模型。中国传统陵墓表饰雕塑的历史至此终结。

陵墓作为历代帝王的寿终正寝之所，作为王权、国势的表征，在仪卫性石雕的制作上多是择用了各代第一流能工巧匠的，因此此类石雕能够体现中国雕塑在各个时期的艺术水平。中国历史上以石为原料的独立的大型圆雕作品主要见于这些墓表雕塑(石雕佛教造像多为摩崖雕塑，极少各面

体均朝向空间的作品)(图169)，其在中国雕塑文化中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