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原道教的发展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建德三年(574年)下令废除了佛教和道教，使中原道教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到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杨坚以左大丞相辅政，“复行佛、道二教”(《周书?静帝纪》)。开皇元年(581年)，杨坚取代了北周政权，但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隋书?经籍志》)并不重视道教。直到隋炀帝时，中原地区的道教才有了很大的发展。

隋炀帝深信道教。他在洛阳西苑，挖湖为海，修建蓬莱、方丈、瀛州三座道教传说中的仙山，又在周围200里的西苑中，作模拟神仙的戏乐。他还召请精通道术、擅于辟谷的徐则、宋玉泉、孔道茂等道士到洛阳讲经说法。他对这些道士执弟子礼，尊崇备至。《隋书?经籍志》载：“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洛阳皇城外东西角，建有道术坊，是集中招待天下道术之士的地方。

嵩山自秦、汉以来，为高人逸士栖息的胜地，也是道教的名区。在隋炀帝敬重的一批道士中，嵩山道士潘诞最为典型。《资治通鉴》记载：“初，嵩高道士潘诞，自言三百岁，为帝合炼金丹。帝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百二十人充给役，位视三品;常役使数千人，所费巨万。云金丹应用石胆、石髓，发石工凿嵩高大石深百尺数十处。凡六年，丹不成。帝诘之，诞对以‘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使得笃信仙道的隋炀帝，也觉得这是一种荒诞的欺骗，大怒，于大业八年(612年)“锁诣涿郡，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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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是依靠道教起家的。他在晋阳起兵时，得到道士歧晖、刘远知的支持，造出老子李耳下降人间，自称为李唐始祖，作出“告吾子孙，长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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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言。武德三年(620年)，唐高祖派大将尉迟敬德监工，对老子故居鹿邑县的太清宫大加扩建。扩建后的太清宫方圆数里，极为壮丽。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正式承认老子为唐皇室的始祖，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又扩建鹿邑的太清宫，并令天下诸州建立道观。唐高宗李治也偏爱道术，亲赴鹿邑祭拜道家始祖，追加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最高尊号。道教俨然成了独一无二的国教，而鹿邑太清宫则成为唐初道教的圣地。

道教在唐代的兴起，引起了佛教徒极大的不平。释道之间的斗争绵延不断是唐代宗教史上的一大特征。这些斗争多在洛阳进行。贞观十一年(637年)在洛阳进行了一次最早和最激烈的僧道争论。唐太宗偏袒道教，作出结论说：道教兴起于远古，包罗万象，有益治道。佛教起于西域，后汉方始传入，不能让外教居先，华夏宗教反居其后。今天下大定，道教实有辅佐的功劳，应予宣扬，提高地位。自今以后，道士和女冠的地位，可在僧尼之上。唐太宗这项决定，受到僧人们的抵制。当时全国地位最高的高僧智实，不肯奉诏，马上不客气地被“杖于庙堂”，流放到岭南而死。另一个影响大的僧人法琳，在事后攻击道教，道士秦世英控告他诽谤皇室，判罪发配益州而死。由于朝廷重道，道士攻击佛教更是有恃无恐，朝臣和士民中也弥漫着批评佛教的倾向。安阳士人傅奕是个突出的代表。傅奕少时当过道士，曾经注释过《老子》，精通术教，唐初任太史令。他从武德四年(621年)起，就上疏要求发扬儒、道，排斥胡佛。他斥责佛教之流，非圣罔法，劳民丧财，忻国弱兵，不忠不孝。他还编纂了《高识传》10卷，辑录了魏晋以来与佛教徒有争议的人的言论与事迹，其中兴隆道教者14人，批判佛教者11人，共25人。唐高宗把他的意见交给朝中大臣讨论，终于在武德九年(626年)下令裁减僧尼。

唐代河南道教的中心在中岳嵩山。隋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召王远知来洛阳，奉旨在中岳修炼，他辟谷养生，活了126岁。史书称他智深玄妙，开度后学。潘师正、徐道邈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当时人称他为王法主，即道法的一代宗师。

潘师正在嵩山的双泉岭、逍遥谷修炼了20多年，名满天下。唐高宗在上元三年(676年)到洛阳，来嵩岳祭祀，召见了潘师王，请他作符书，他辞以符咒之术，素所未习，亦不懂此道。唐高宗又问：“山中有何所须?”他答曰：“所须松树清泉，山中不乏。”(《旧唐书?潘师正传》)表现了一个修道者的高洁襟怀。调露元年(679年)，唐高宗再祀嵩岳，又到逍遥谷，见潘师正所居之处薛苈掩墙，绳床也已朽坏，室无火粒之具，唯有两瓢粗饭而已。于是下令在逍遥谷为潘师正建立隆唐观，并在岭上另建精思院，作为他的起居之处。

潘师正弟子18人，以司马承祯最为突出。司马承祯是河内温县西10公里招贤城人，晋王室之后，祖父任隋朝的大都督，父亲任唐朝的州长史。他21岁入道，居嵩山师事潘师正，潘师正对他特别赏识。

司马承祯学识渊博，精研道家各种经典，曾刊正《道德经》文句，定为5380字，使之成为天下奉行的定本。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召他至长安，问以阴阳术数之事，他回答说：“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似乎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睿宗不理解地说：“治身无为，则清高矣;治国无为，如何?”司马承祯回答说：“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治国之道也。”睿宗这时也就懂了，乃叹息说：“广成之言，既斯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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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这时唐王朝已不仅是借重与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同姓的偶合，谬托祖先来神化政权，而且企图用道教的学说来作为修身治国的思想原则。

司马承祯认为修炼之道，在于“主静”和“坐忘”。他以老庄思想为主体，吸收了禅宗的学说，简明而平实地阐发了道家养生修真的奥秘。他说：“道家以养生为重，‘夫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鱼之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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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养生的要点在“主静”。这是因为“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成昏。故学道之初，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与道合。”这样作也很简单，只要身心“与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归根。守根不离，名曰静定。静定日久，病消命复，复而又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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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不断。

主静这一概念来自老子的《道德经》，坐忘说是阐发庄周的《大宗师》，都不是司马承祯的发明，但他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显得更加全面。他还创造性地归纳了五条具体进行修真的步骤：一曰斋戒，即澡身虚心。二曰安处，即深居静室。三曰存想，即收心复性。四曰坐忘，即遗形忘我。五曰神解，即万法通神。司马承祯这套静心坐忘的理论体系，道理单纯浅近，方法简便易行，扫清了不少神秘的迷雾，成为后世道教在养生修真方面奉行不替的圭泉。

唐玄宗是唐代对道教最热忱的皇帝。开元九年(721年)，他派人迎司马承祯到洛阳，亲受《上清经法》和《三洞宝?》，成了名符其实的道士皇帝。开元十二年(724年)，又下令为司马承祯在河南济源县王屋山修建阳台观，并亲自为之题额。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好道术，她拜司马承祯为师，也在王屋山出家修道。司马承祯89岁时死去。在他的70多个弟子中，以李含光最为突出。唐玄宗也很赏识他，说：“吾见含光，知司马真人犹然在世间。”于是就令他主持阳台观，继承司马承祯的教务。天宝七年(748年)，又拜他为师，“亲受《上清经?》于大同殿，遥礼度师，赐号‘玄静先生’，法衣一袭，以伸师资之礼”(《玄品录》)。王屋山本来就是古代神仙方术之士集中的地方，经过唐玄宗的表彰提倡，便成为中原道教信仰的又一中心。它与中岳嵩山一脉相承，遥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