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

战国末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共师事荀子。曾上书谏韩王变法图强，不见用，发愤著书，成《孤愤》、《五蠹》、《说难》等10余万言。秦王政慕其名，邀使秦，为李斯、姚贾陷害，冤死秦狱。哲学上，发展荀子唯物主义，指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认识到普遍规律的“道”与事物特殊规律的“理”，均随具体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由此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观。他集前期法家学说之大成，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强调法的施行，“不避大臣”，“不遗匹夫”。其为文严直峻切，议论透辟，切中要害，强调文章的实际功用，对后世重质轻文的文学理论有一定影响。著作有《韩非子》。参见“韩非子”条。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韩国诸公子之一，虽为王族，却可能是比较疏远的一支，因此并没有进入韩国政界的上层。他曾千里迢迢到楚国兰陵，与李斯同学于荀子门下。韩非学成归国，见韩国日渐衰落，数次上书韩王，阐述富国强兵的道理，但韩王不能用。他只好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这就是后来汇集成书的 《韩非子》。韩非口吃，说话很困难，但却很会写文章。其思路之清晰、说理之深刻、逻辑之严密，在诸子文章中独具一格。据说，有人将他的书带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后，感叹说： “寡人要能见到作者，和他交游，死也不足遗憾!”正在秦国任宰相的李斯说： “这是韩非所写的书。” 于是秦王下令进攻韩国，韩王只好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非常高兴。李斯原来就自以为赶不上韩非，因此生怕秦王信用韩非，自己失势，就在秦王面前挑拨离间，说韩非是韩国公子，现在大王要统一诸侯，韩非最终会维护韩国的利益，这是人之常情。劝秦王趁机杀了韩非，以免留下后患。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谗言，就将韩非下狱，李斯便派人送给韩非毒药，强迫他自杀。韩非要求见秦王一面，却被拒绝。当秦王感到后悔，派人去赦免他出狱时，他已经饮药而死。从理论上说，韩非对权谋是非常有研究的，可谓是权谋专家，但最后却遭人暗算，令人感叹。其实，韩非正是做了他自己鼓吹的权谋政治的牺牲品。在韩非之前，法家不但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大显身手，而且在理论上也各有千秋，如商鞅的 “法治”、申不害的 “术治” 和慎到的 “势治”等，都自成体系。韩非的贡献，是将法治、术治、势治这三种主张融合成一家，创为一种最新式的帝王术。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信赏必罚 (法)，同时以权术来驾御臣下 (术)，并牢牢控制生杀予夺之权，以巩固其居高临下的威势 (势)。韩非的理论基于他对人性的认识，他认为人性本恶，他将君臣简化为一种类似买卖者的关系： “君卖官爵，臣买智力。”君臣之间是冷冰冰的利害关系，毫无感情可言，故君主不能对臣民讲仁义，而必须以最坏的心理来推测臣下，来提防臣下，并不惜以严刑峻法来威慑臣下。韩非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等，来结束百家争鸣的自由局面。这些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被付诸实施。事实上，韩非所谓 “法治”，是地道的法西斯统治，与现代法治观念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儒家所谓 “民主” (为民作主) 与现代民主观念 (由民作主) 完全是两回事一样。当然，韩非是在为两千年前的帝王设计统治术，要站在帝王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人名。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前238年。战国末年韩国人。韩非出身韩国名门，对鬼的态度，既不同于有鬼论，也不同于无鬼论。说他是无鬼论，他却未否定鬼;说他是有鬼论，他否定鬼对人凶吉的作用，提倡不怕鬼，树立战胜鬼的思想。在韩非的著作里，保存有鬼和不怕鬼的材料。他说：“鬼，祟也。疾人之谓鬼伤人，人逐除之之谓人伤鬼也。”(《韩非子》《解老》篇)

战国末期韩国贵族。少好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一起师事荀卿，李斯自以为才能赶不上他。他生性口吃，不善言谈而长于著书。写有 《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等著作，共十余万言。起初，他见韩国日渐衰弱，屡次上书韩王，要求变法图强，都不见用。后来，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见其《孤愤》、《五蠹》等书，感叹地说： “我要能见到此人，与之交游，那就死也不遗憾了。” 李斯说，这是他的同学韩非所著。秦王听说，急攻韩国以求韩非。韩王起初不用韩非，等到事急，又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一见，大为高兴。但李斯妒忌他的才能，便和姚贾一道说他的坏话。秦王听信谗言，将其下狱。李斯恐秦王后悔，立即送毒药给韩非，令他自杀。后来，秦王果然派人前来赦免韩非，但为时已晚。韩非综合商鞅的 “法”、申不害的 “术” 和慎到的 “势”，融三者于一体，作为封建君主的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今有《韩非子》一书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