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史学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经学趋于衰落，学者们把精力主要放在史学方面，使得史学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史官制度更加完善，起居注、实录一类书籍历朝都有，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之风非常发达，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学者修史的动机就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另外，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分裂，官方无暇顾及修史，而私人修史之风大盛。

在正史的修撰方面，修汉史的有13家。这13家汉史中，有四家为中原学者所撰，即范晔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袁宏的《后汉纪》和袁山松的《后汉书》。13家汉史中，完整地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中原学者范晔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和袁宏的《后汉纪》了。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官至尚书吏部侍郎，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范晔博涉经史，在任宣城太守时，广招学徒，采集《东观汉纪》及各家私撰东汉史书，仿照《史记》、《汉书》成例，撰写《后汉书》纪、传共90篇，并附有论赞。他原打算再撰十志与纪、传合为百篇，未成而因涉及谋立彭城王一案被杀。

《宋书?范晔传》中记载了范晔在狱中写给外甥的信，他在信中对自己所撰《后汉书》作了评价：“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曰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后汉书》的文辞之美，确如范晔自己所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李慈铭《

诗?疋之室日记》说：“范氏此言，自诩非过，然其最佳者如《郑康成传论》、《左雄、周举、黄琼赞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兴高采烈，辞深理精，以云奇文，实超前古。次则《曹焰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诸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焕传论》、《孔融传论》、《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抑扬反复，激烈悲壮，令人百读不厌。他若《李通传论》，则讥其陷父以徼幸;《桓荣传论》，则讥其为学以取荣;《臧洪传论》，则惜其徙死之无益;《郭林宗传论》，则疑其知人之过圣，凡兹卓识，多出桓裁。”

范晔的《后汉书》在古代史学上有很高的地位。范晔在著《后汉书》时，在体例方面曾将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比较，然后选取了前者。他的结论是：“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隋书?魏澹传》引)范晔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将纪传、编年两种体例比较优劣的人。他还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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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家。他既重史实又重史论，注意探求各个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结果，阐明历史发展规律，通古今之变。在体制方面，范晔大胆地创立了《列女列传》、《文苑列传》、《逸民列传》、《独行列传》、《党锢列传》、《孝子列传》。他创立《列女列传》的目的是提高妇女地位，将妇女中的优秀人物写入史书，他为以前的史书只记后妃而不记名女而感叹：“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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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列女并非只表贞操，而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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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逸民”、“独行”、“党锢”、“宦者”、“孝子”列传，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现象，而《文苑列传》则将文学的地位提高到与儒学抗衡的地步，反映出东汉时期文学兴旺的趋势。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为记汉史的良史。司马彪(?―约306)，西晋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字绍统，为高阳王司马睦长子。官至散骑侍郎。司马彪认为当时所行世的东汉史书记事烦杂，尤其是安帝、顺帝以后的事情多有亡缺，深感不足，于是乃探讨众书，缀其所闻，记东汉一代史事，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传、志共80篇，名《续汉书》。司马彪《续汉书》的最大优点是记事详实，文史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梁时，刘昭将《续汉书》中的八志抽出，补入范晔的《后汉书》并作注，而纪传部分却佚失无存，为史学界一大憾事。

东晋史学家袁宏所著《后汉纪》，与东汉荀悦所著《汉纪》被人们并称为编年断代史之佳作。袁宏(328―376)，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字彦伯，官至东阳太守。在他之前，记载后汉事迹的史书已有10余种，达数百卷，但他认为这些史书或烦秽杂乱，或阙略而无次序，并且有错误、同异之处。他的撰史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通古今而笃名教，而以前的史书有这方面的不足。因此，他博采众书，重新撰写后汉史，历时8年书成，名为《后汉纪》，共30卷，属编年体断代史。虽然《后汉纪》与《汉纪》同属断代编年体史书，但荀悦著《汉纪》是据《汉书》予以删削而成，而袁宏的《后汉纪》却是博采众书，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撰就，更难能可贵。他在本书中的一些重要史料，多被范晔《后汉书》所用。

与司马彪同乡的袁山松也是晋代著名史学家。袁山松(?―401)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秘书监，吴郡太守。他著有《后汉书》一百卷，《隋志》著录存九十五卷》，后佚失。他不但作史而又评史，是继西晋张辅之后的史学评论家。他所论治史之五难，很有见地：一是烦而不整;二是俗而不典;三是书不实录;四是赏罚不中;五是文不胜质。这五条说出了一些史书的通病。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三国史的著作有10余家，其中《蜀记》为中原学者王隐所撰。撰晋史者有20余家，其中中原学者有王隐、干宝、谢灵运等人。

王隐同司马迁一样，也是继父业治史者，而且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史学编著的。王隐字处叔、东晋陈(今河南淮阳)人。其父王铨为历阳令，有著述之志，私撰西晋史事，未竟而终。王隐继承父业，继续撰史。他在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年)与郭璞同为著作郎，撰写晋史。后来因平王敦之乱有功，封平陵乡侯。与他同时的著作郎虞预也私撰晋书，因其生长江南而不知北方事，故数访王隐并剽窃王隐著作。为此，王隐遭虞预排斥而被革职归田，家贫无法继续撰史，只好投征西将军庾亮，由他供给纸笔，终于在成帝咸康六年(340年)写成《晋书》，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王隐《晋书》只记西晋一朝事迹，因他生长在北方，对西晋的情况熟悉，故《晋书》详实可读。王隐还撰写了记三国史事的《蜀记》7卷，可惜他的《晋书》和《蜀记》都佚失了。

干宝是东晋著名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和经学家。他是东晋新蔡(今河南新蔡)人。东晋初年，朝中未立史官，中书监王导上书推荐干宝，经晋元帝同意，干宝始领国史。他所著《晋纪》23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后世学者对《晋纪》评价极高，认为此书注重西晋的立国之本，敢于直言。文采优美，雄骏缜密。可惜此书也佚失了。

谢灵运(385―433)，南朝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著名诗人。他曾撰《晋书》36卷，但未能完稿，所成书稿也佚失无存。

在研究南北史的中原学者中，江淹尤为著名。江淹(444―505)，南朝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字文通。他历仕宋、齐、梁三朝。齐高帝建元二年(408年)初置史官，他与司徒左长史檀超共掌此任，拟订了撰修齐史条例。他所著《齐史》13卷，属纪传体史书，但因故未能完稿。他还另著有《齐史十志》，并提出修史之难无出于志的见解。

在正史之外的史学研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是汲冢竹书的出土和研究。

晋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的魏襄王墓，出土了竹简数十车。这些竹简的发现，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与孔壁尚书、甲骨文、流沙汉简同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据《晋书?束?传》所记，这次出土的竹简文献共有：《纪年》12篇，《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17篇，《烦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穆天子传》5篇，《图诗》1篇，《杂书》19篇，又7篇失其名题，共10余万言。这些文献中，《纪年》影响最大，属编年体史书，约出于战国魏史官之手。竹简发现后，立即由官方收藏于秘府，开始整理工作。从事整理工作的有尚书令荀勖和尚书郎束?等人。荀勖是中原学者，颖川颖阴(今河南许昌)人，字公曾。由于盗墓者已将竹简搞乱，给整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有些竹简难以整理成篇。这次整理工作主要成果是将《纪年》整理成书，另有《竹年异同》1篇。《纪年》后称为《竹书纪年》。此书记年起于夏禹，至周幽王后接晋国，晋国亡后又特记魏国，至魏襄王二十年止。以夏正纪年，记事简短。书中所记商中宗为祖乙和齐恒公十八年事与甲骨文、金文相符，但所记的舜放尧，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位等事件与传统的说法大相径庭，故一直遭到封建正统的贬抑。但是，竹书所记战国时期的史事，据后代学者的考证，其可信程度不在《史记》之下。汲冢竹书中的《穆天子传》，记周穆王游行四海，见西王母的故事，晋人郭?作注后，流传至今。《竹书纪年》整理行世后，中原学者司马彪根据《竹书纪年》的史料纠正谯周《古史考》中的错误达122处之多。汲冢竹书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夏、商、周及战国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在史学评论方面，西晋张辅对著名历史人物、历史著作皆有独到见解。张辅(? ―305)，西晋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北)人，字世伟。晋惠帝时历任蓝田令、山阳令、尚书郎、御史中丞、冯翊太守等职。他喜欢评论历史人物，认为管仲不如鲍叔，曹操不如刘备，乐毅不如诸葛亮，班固不及司马迁。他评论史学，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相比较，认为《汉书》较之《史记》有几个逊色之处：一是司马迁记叙3000年的历史仅用了50万字，而班固记叙200年的历史却用了80万字，有繁简上的不同;二是良史应当记叙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的大事，而班固却把一些属于人道之常的中流小事也写入《汉书》;三是班固在其《汉书》中对晁错有贬毁之言，有伤忠臣之道;四是司马迁作《史记》，以体例、篇目设置等方面属于首创，而班固作《汉书》却是因循承袭《史记》，没有大的创造;五是司马迁在记叙辩士的辞藻华靡，而记叙实录时隐核名检，这是班固做不到的。张辅的比较评论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当属首创。

在对班固《汉书》的研究方面，蔡谟是此时期的著名人物。蔡谟是东晋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字道明。他历仕元、明、成、康四帝，官至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录尚书事等。蔡谟将东汉应劭以来对班固《汉书》的注文集在一起，撰成《汉书集解》一书，大大方便了人们对《汉书》的阅读和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史学家中还有周兴嗣。周兴嗣(?―521)南朝梁陈郡项(今河南沈丘)人，字思纂，历任新安郡丞、员外郎散骑侍郎佐撰国史、给事中佐撰国史、临川郡丞。他著有《梁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书，虽不属正史之列，但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