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

清代教育家，诗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县(今广东梅县)人。出身没落官僚家庭，1876年(光绪二年)中举人。1877年，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力倡中日平等相待，交流学术文化，深受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医学的汉学家的欢迎。悉心研究明治维新的历史，着手撰写《日本国志》。1882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曾尽力为保护华侨和华工的正当权益而努力。1889年转任驻英国公使馆二等参赞，曾为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订购机器设备，认真考察英国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应效法之。1891年调驻新加坡总领事。到任伊始，倡立图南社，巡视各岛，了解华侨情况和要求，反对清政府的歧视归侨政策，向清廷奏请采取措施保护华侨与归侨正当权益。经他力争，清政府始颁几条保护归侨的规定。1894年回国，任江宁洋务局总办。次年在上海参加强学会，与康有为“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后任湖南长宝盐道时，在长沙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创办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时务学堂，亲自制订学堂章程和课程。1896年捐款筹办《时务报》，在湖南协助陈宝箴实行新政，提倡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受劾退隐家乡。一生写过诗文多篇，是当时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将，是龚自珍之后最著名的诗人。论诗主张“我手写吾口”，反对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要求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新思想、新名词注入诗中。内容丰富多彩，诗情波澜起伏，语言通俗易懂，新颖明快，诗作甚富，充满爱国激情，人称“诗史”。晚年致力教育事业，1903年创设嘉应兴学会议所，任所长，提出“强国之策，莫善于兴学”，认为普及教育为救中国之不二法门。抨击科举制度。在自己祖屋创办幼儿园，后又创办嘉应县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嘉应官立中学附设师范科传习所和实施成人业余教育的嘉应优兴会等。力主“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并强调重视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认为实验多则虚论自少。主张历史科须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语文科须造新字，变文体，使天下之人“皆能通文字之用”。还主张教学法须依据心理学而建立，并倡导谈话法和自学指导的应用。主要著作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江区)人，光绪二年(29岁)中举，翌年，任清政府驻日本使馆参赞。光绪八年(1882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四年后辞职归家撰写《日本国志》。光绪十六年(1890年)任驻英使馆二等参赞，二年后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奉调回国，主持江宁洋务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并署理湖南按察使。一年后授命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未赴任，因戊戌变法牵连，被革职回乡，在人境庐乡居度过余生，终年58岁。

黄遵宪是清末杰出的思想家、外交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又是杰出的爱国诗人，他的主要著作有《人境庐诗草》641首、《日本杂事诗》200余首、《日本国志》40卷和《人境庐集外诗辑》等。

黄遵宪一生，“不屑以诗人自居”，然而，“穷途竟何世，余生且诗人”，又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诗论和诗作，对我国“新派诗”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巨大的启发引导作用，是近代中国改良派“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梁启超推崇他为“近代诗家三杰”之一。

黄遵宪20岁的时候就提出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主张。后来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成为他的诗论纲领。所谓“事”，就是“时事”。“诗之外有事”就是要把“吾身之所遇，吾目之所见，吾耳之所闻”，抒发于诗。所谓“诗中有人”，是指诗要有个性，不要“忘我”，应有自己的“心声”，应对时事做出自己的褒贬。他是针对诗坛当时的复古逆流说的，他认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不必与古人同”，而应该“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主张“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在诗歌表现方法上，黄遵宪的革新主张是把古典诗歌的表现方法和古文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从而成为我国从理论上提出诗歌自由化主张的第一人。晚年，他进一步提出创造一种“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的，句式上“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的，内容上“弃史籍而采近事”的，名之为“杂歌谣”的新体诗。在诗歌语言方面，黄遵宪也有大胆的创新意识，认为“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主张方言、俗谚都可入诗，“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黄遵宪身体力行，他的诗歌，如《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新嫁娘诗》、《今别离》、《度辽将军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冯将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独辟境界，给古典诗歌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黄遵宪“新派诗”思想的形成，与民歌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出生于“山歌之乡”，在客家山歌的薰陶下长大。他对客家山歌的热爱与推崇，袒露在《山歌》题记中：“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之意”，“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而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这篇《山歌》作于伦敦，在就任驻英参赞期间，“搜索枯肠”，辑录山歌15首寄给挚友胡晓岑，约胡等人他日“分司辑录”，“汇录成编”，由此可见他对山歌的拳拳之心。正因为有了客家山歌这一粗壮的根基，黄遵宪才有可能“生长”出新派诗论和新派诗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