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与今文经学

汉武帝确立儒术独尊的大一统文化专制政策以后，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儒家的五部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定为《五经》，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永恒意义的举国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如班固所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书?儒林传》)为了扩大儒学的影响，巩固儒学的统治地位，使之真正起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作用，汉武帝又采纳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招收博士弟子50名;在地方上设立官学，普及儒学文化教育，以达到“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的目的。令公卿、诸侯、郡守等荐举贤良文学之士，建立选官制度，为儒生步入仕途奠定基础。这些政策的实施，对儒家文化的普及和儒家学说的地位的巩固，对儒家思想与社会政治的结合，从而维护和巩固大一统专制政治秩序，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在汉武帝时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封建大一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原因很多，有其必然性。但齐文化的影响，则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重要原因。首先，齐文化学风可补儒学的某些缺陷。儒学在先秦被视为“博而寡要”、“迂远而阔于情事”、“拘而多畏”，不合实用。后虽吸收了黄老和墨家因素，但总的来说变化不大。先秦儒学在天道、性命、怪、力、乱、神等方面的缺陷，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探讨上的局限，其自身是无法弥补的，但这正是汉初统治者、也是大一统帝国需要解答的。时代需要儒学，同时要求儒学充实、丰富、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而齐文化学风正具有博采众家以造新说、阿世媚俗、智巧应变的特点。齐学学者足以能改造儒学、重建起适应大一统政治需要的新儒学。《公羊春秋》就是齐学学者对孔子《春秋》改造的结果，所以受到汉武帝的重视。《公羊春秋》是子夏的弟子公羊高所著，他用口传方式授《春秋》之微言大义于其子平，平传子地，地传子敢，敢传子寿。公羊寿与胡毋生用汉隶书于竹简。胡毋生与董仲舒于汉景帝时被召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董仲舒师承不明，但其出生地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南)，邻近齐地(有一说董仲舒今山东德州人)，且曾为胶西王相，居于齐地，齐学对他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也正由于此，董仲舒成为《公羊春秋》学者，并把《公羊春秋》乃至儒学推向了统治地位。因此，我们认为，是齐学学风和齐学学者弥补了儒学理论上的不足，将其改造为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从而取得汉武帝欣赏和独尊地位的。

除《公羊春秋》外，齐地学者传授的《齐诗》、《尚书》、《易》等也同样出现了齐学化倾向。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云：

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尚书大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

儒家经典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说的结合，是儒家经典与阴阳五行、灾异谴告说的结合，是今文经学最明显的特征。正是这种结合适合了汉武帝的需要，使儒学顺利地踏上了独尊地位，今文经学在西汉中后期盛极一时。但也正因如此导致了西汉后期以降的今文经学的衰败。究其原因：

第一，齐人和董仲舒以天人、阴阳、灾异谴告说附合儒家经典后，很快蔓延开来，背离儒家典籍本意，向谶纬神学发展。“谶”以神预示人间吉凶祸福为说，内容主要是政治性的;“纬”是假托孔子经书作神学的解释，如《易纬》、《诗纬》、《春秋纬》、《乐纬》等等纬书即是其杰作。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经，当更受命于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这种荒诞不经的迷信神学，竟然成了统治者论政、议政和处理国事的依据。但是另一方面也成了豪强宗室、宦官、外戚、后党争权夺利，野心家篡位夺权的卑劣工具。王莽篡汉、刘秀称帝等都得力于谶纬、符瑞之说。因此，刘秀统一全国后，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神学升为国宪。谶纬神学虽也讲三纲五常等经学内容和天文地理科学知识，但其神学迷信为古文经学者和今文经学中的正统学者所不齿。至东汉时期，在野的古文经学和正统的今文学与谶纬神学展开了激烈斗争，势如鼎足。东汉章帝时企图调和三家矛盾，召开了白虎观会议。争论的结果是古、今文经两家平分秋色，古文经稍占优势;谶纬神学则受到沉重打击，走向衰败，今文经学虽仍保持统治地位，但也暴露了其与谶纬合流后愚昧荒谬、空洞无聊的弊端，其衰败之势已不可逆转。白虎观会议即是其衰落的标志。

第二，齐文化在学术与社会政治关系上的过强的功利目的，是今文经学兴衰的重要原因。汉代今文经学确立于武帝一朝。因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仁义”，其治国方针以严刑苛法为主，但为装饰门面而又尊崇儒学。再加上汉武帝好神仙方术，正中了齐学者阿谀媚俗、苟合取利的目的。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齐学学者发挥其智巧善变的本领，用阴阳五行和灾异符瑞等改造儒学，并把被改造了的儒学也就是今文经学与社会政治结合，以经术处理政务，促使了今文经学的庸俗化，如以经书断狱、察度、当谏书等荒唐可笑的故事，就是把经学庸俗地与政治结合的表现。《汉书?夏侯胜传》载：“胜尝乘舆前谏(昌邑王)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时(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霍)光、安世大惊。”《汉书?隽不疑传》载：昭帝时，京兆尹隽不疑以《春秋》断卫太子案。霍光说：“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肯定隽不疑用《春秋》断狱，使隽不疑声名大振，“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汉书?儒林传》又载：(王)式为昌邑王师，昌邑王以行淫乱废，群臣皆下狱死，王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式：“你为何无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使者上报，式得不死。如此等等荒唐的故事，竟轰动一时，这都是齐文化功利风尚在新形势下的新发明。这一发明，一度提高了经学的价值，证明了其可操作性，促进了经学与社会政治结合。但这一庸俗化倾向，却歪曲了先秦儒学的含义，遭到时人反对，从而把经学自身拖入了毫无出路的境地。再是“儒术独尊”之后，今文经学成为统治之学，是好事也是坏事。从坏的方面说，“独尊”就是自我封闭、与百家隔绝，失去了互相交流、互相争鸣，并在交流争鸣中发展的生机活力，势必呆滞、僵化、衰落。

第三，两汉今文经学传授，严格的师法家法，又是其自我禁锢、自趋衰落的另一原因。所谓师法，即师承关系的规矩。学者为证明学有所本，必须恪守师法，保护直系师承关系。所谓家法，是学者要尊奉某家学说，以示学问纯正。这种师法家法之严，诚如清人皮锡瑞所说：“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经学历史》)这种严格的师法家法的利弊，又如清人纪昀所说，利是“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拘”就是拘谨，通俗说法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结果造成宗派偏见，门户林立，而互不交流。

第四，支离破碎的尽情发挥，使今文经学僵化烦琐，是今文经学走向衰败的又一原因。由于今文经学严守师法家法，自我封闭，在功名利禄驱使下，士人学子要想有所作为，自成一家，只有在恪守师传的前提下，对所守章句大加发挥一途。一经说至百余万言，一篇目两字说至十余万言。诚如班固批评的：“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厥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这种“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的”(《经学历史》)烦琐文字游戏，只能把今文经学引向死胡同。

第五，齐文化“面谀以得亲贵”之风，是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齐文化急功近利，与时变化有其积极一面，但也有曲意奉迎，投机钻营的一面。如叔孙通、公孙弘可谓典型。叔孙通于秦汉之际，十易其主，最后归刘邦，皆以“面谀以得亲贵”;公孙弘，汉武帝时征为博士，位至丞相，而“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且善揣度人主心理，知汉武帝“内多欲而外仁义”、“阳儒阴法”的特点，便以“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左右逢源，以取悦汉武帝。公孙弘自己承认是“诚饰诈欲以钓名”。汲黯骂他“齐人多诈而无情。”(《汉书?公孙弘传》)所谓“遗子黄金满毁，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因为“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久而久之，今文经学者，走上只为利禄而不顾德行、不治经典，经术之士不行经术的道路。这样就把今文经学引向了自我削弱的境地。

今文经学自我葬送了，其对立面古文经学却相应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