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公羊传 |
| 类别 | 中文百科知识 |
| 释义 | 168 公羊传儒家经典，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旧题战国时公羊高撰，初仅为口头传授，至汉景帝时，高之五世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始将其“著于竹帛”，而成书。原30卷，今本28卷，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14年(前481)，是专门解释《春秋》之书。所记史事甚简略，自设问答，文义繁复，着重阐释和发挥《春秋》之微言大义。汉武帝时设学官，立博士，公羊学遂大盛。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专治《公羊传》，系统发挥《春秋》中“借事明义”之微言，“正名为本”之大义，提出大一统、三世说，更化改制理论，为汉武帝所采纳，进一步推动公羊学的发展。《公羊传》遂成为汉代今文经学主要经典，为研究战国至秦汉期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历代今文经学家常用以作为评议政事、褒贬人物之依据。主要注释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公羊传疏》 (皆收入《十三经注疏》)、清陈立《公羊义疏》等。 公羊传解释《春秋经》之微言大义的专著。十一卷(《汉书·艺文志》载)。班固自注说，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说，名高。《公羊传》的传授，据唐徐彦为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所作“疏”中引戴弘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音“无”)子都著于竹帛。”《公羊传·隐公二年》：“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何休注也说：“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按学者考证，胡毋生即是胡毋子都。由此可知，《春秋公羊传》到汉景帝时才写定。学者们研究后，认为公羊高未必是子夏学生，其托名子夏，不过是借以自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指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由此看来，《公羊传》并不出于子夏所作，而是汉景帝时人所作。写此书的最初是胡毋生，因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同时的有董仲舒和公孙弘。公孙弘以儒者为丞相，封为平津侯。董仲舒三次对策都引《公羊》，而以己意解说之，如解“春王正月”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月之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董仲舒《对策》还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公羊学对中国政治史、学术思想史影响最大最深的一件事。 公羊传又名《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春秋三传”之一。专门阐释《春秋》的儒家经典。旧题齐人公羊高或其曾孙公羊寿作，汉福成书。是今文经学重要著作，为今文学家所宗，阐释《春秋》“微言大义”，记史简略，从董仲舒到康有为皆以它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是研究战国、秦汉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清孔广森撰有《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凌曙撰有《公羊问答》。有《十三经注疏》阮刻校勘本。 《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专门解释《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旧题战国时公羊高（今山东人）撰。初仅口说流传，五世相口授，至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与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所记史事较简略，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汉武帝时设为五经博士之一，从此治《公羊传》的学者大增。西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专治《公羊传》，发挥“大一统”、“张三世”、“更化”、“改制”的《春秋》“大义”，又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是以《公羊传》遂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历代今文经学家常用作议论政治、褒贬人物的依据。注释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公羊传疏》。(均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载：“《公羊传》十一卷”，注曰：“公羊子，齐人。”公羊高受学于子夏，所解《春秋》为口耳受授，“高传于子平，平传于子地，地传于子敢，敢传于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故《公羊春秋》之著者，实为战国公羊高传述，至汉初公羊寿及胡母生乃成书。所释《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其主要特点在于，由《春秋》之行文笔削之中，申其“大义”，明其“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皮锡瑞《经学通论》)故以《春秋》之作，非为一代作史，乃为万世作经。其于隐公元年春，首言“王正月”，即乃“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西汉公羊大家董仲舒认为：“《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故“《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春秋》立一王之法，“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为能发明斯义。”(《经学通论》)自董仲舒始，又提出“存三统”、“张三世”，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羊传》遂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并被汉武帝设为五经博士之一。今存《春秋公羊传注疏》28卷，东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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