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德

刑，指刑罚、法制；德，指道德教化。历史上对德刑的具体实施，多有不同主张。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尚书·多方》)，主张刑德并用，反对专任刑罚，对后世儒家产生重大影响。先秦儒家注重道德教化。《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负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孔，有耻且格。”但儒家崇德并非要废刑，而是训“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左传·昭公二十年》)。法家主张实行严刑峻法。商鞅认为重刑即是返德。《商君书·开塞》：“吾以杀刑之反（返）于德。”韩非强调“刑德”，提出“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把“刑德”看作是国君控制群臣，独擅政权的“二柄”(《韩非子·二柄》)。汉代学者总结秦王朝推行严刑峻法的教训，提出“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陆贾《新语·至德》); “刑者德之辅”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举贤良方策》)；“为君之道，以教会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德主刑辅、德本刑末、德先刑后论对唐宋明清各代有很大影响。南宋朱熹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刑辅德本：“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四书章句集注》)。一些思想家提倡刑德并重，“法教（刑德）得则治，法教失则乱”(荀悦《申鉴·杂言下》)；“威德更兴，文武迭用”(桓谭《新论·王霸》)。一些思想家认为在治世和乱世德刑应有不同的侧重，“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曹操语，见《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这一思想对后世也很有影响。唐白居易即讲“是以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白居易集》卷64《策林三·刑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