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多人著。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这是一本论文集，收入文章9篇，分别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论述了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在《史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高亨）一文里，作者指出《史记》的思想性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史记》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二是《史记》中的人民性。作者指出《史记》的艺术性也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史记》的形象性，司马迁在人物描写上，很注重塑造生动的形象。在形象中表现出他的爱和憎；其二是《史记》中的典型性，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形象中，又往往能够根据历史事实，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品质，塑造出各式各样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人物。在《试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殷孟伦）一文里，作者指出：司马迁的语言，有着一种耐人寻味、百读不厌的鼓动力量，激荡着每个读者的心灵。他往往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同时，司马迁也很注意叙述语言的使用，借此达到刻画人物性格和描写事件的目的。在《司马迁赋作的评价》（赵省之）一文里，作者首先介绍了司马迁的辞赋理论，继而论述了“司马迁赋作的评价问题”，论证了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不是伪作，最后对这篇作品作了分析，指出了它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和它所具有的艺术特点。在《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殷孟伦）一文里，作者指出：司马迁写作态度的谨严详审，首先表现为对历史材料的慎择审取上；同时表现在他的笔下描绘出社会不同层次的许多人物形象，而对他们的评价又能采取较为客观和适当的态度。《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和成就》（卢南乔）一文，较为全面地评价了司马迁及其《史记》，作者指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史记》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以平浅代艰深，为‘古文辞’开导了先路”；其次在于它广泛利用“俗词、谚语与歌谣，是‘口头文学’的宝库”；第三在于“类传与合传，是高度的综合，是一贯的联系，为‘传记文学’奠定基础”。总之，这些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司马迁及其《史记》，有些观点当年是很新鲜的，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太肤浅，甚至是不正确的了。尽管如此，这本论文集，对研究者来说，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