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斋札记

明代东林学派的代表作。十八卷。明顾宪成著。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江苏无锡人。其为学“游于诸子百家”，大胆提出“凡读书不论何书，要在立意处探讨，不然六经皆糟粕也”的见解。三十一岁中进士，授户部广东司主事。后历任湖广桂阳州判官、浙江处州府推官等。四十五岁时被革职还乡，遂修复东林书院，创建东林学派，从事著述讲学，倡导实学救国。此书为其读书及答门人问的笔记，按年代编次。
在本体论上，顾氏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本无极”的命题，认为“太极”是“生天生地之本”（卷十六），不是“太极”之上还有个“无极”，而是“太极”即“无极”，从而取消了“无极”的虚无性，使“太极”具有了实在性和绝对性。指出“太极”即“理”，世上万事万物既是以太极（理）为本源又是太极的体现。
人性论上，顾氏把人的本性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太极赋予人，即为人性，指出：“性即理也”（卷一）、“性，太极也”、“性，天道也”（卷四），性就是天理，而天理即是太极。针对王阳明心体“无善无恶”之说所导致的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着重突出人性“善”的作用和地位，“将‘善’字打破，本体只是一个‘空’”；“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性，不可以歧见淆也”；“提出‘善’字，正示性有大原，不可以局见窥也”（卷二）。还根据本体工夫合一的观点，揭示了王阳明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矛盾之处：既说“无善无恶”，又要“为善去恶”，那么“善”从何而来？既要“为善去恶”，又说“无善无恶”，那么“善”又何往？“心既无善”，“知安得良”？“即其言，亦自相悖矣”（卷十五）!并进一步通过对佛教的批驳，揭示了心体“无善无恶”的佛学根源：“或问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试阅七佛偈便自可见”（卷十），“无善无恶，释宗也”（卷十四）。主张只有从伦理学去批判佛教，才能真正使之“不攻自破”（卷八）。认为佛教由于把现实世界视为“空”，视“人伦为幻迹”，故作为“心性”的精神本体就不能体现现实世界的事物和关系。其最大谬误在于把现实世界中最核心的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遗漏了，视“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外”，这样在本体论和伦理观上就体现不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紧密关系，而是把这种关系割裂，“打成两截”，而堕入空幻世界的深渊（卷八）。
认识论上，贯彻了本体与工夫的合一。指出“性，天道也；学，人道也”（卷二），“性”即本体，“学”即工夫，两者是统一的。认识本体才有所达之目标；实下工夫，本体才能得以实现。强调后天的“学”和“虑”，反对“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所谓“良能良知”说，认为正是由于“不能”、“不知”才促使人们去“学”，去“虑”，因而提出“不能而学亦良能也”、“不知而学亦良知也”（卷六）的新见解。还批判了《中庸》的“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说，指出要获得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以至“概天下”的普遍知识，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要有“发愤忘食”、“好古敏求”的精神，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知行阶段，才能有所“得”，有所“中”（卷二），反对了圣人“生而知之”的传统观念。
严厉斥责了阳明良知学的空言之弊，指出“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凭虚见而弃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卷三）。
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蔡献臣刻本，十二卷，后其子顾与淳刻本为十六卷。清康熙年间，其曾孙顾贞观刻《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内收《小心斋札记》为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