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尚书引义 |
| 类别 | 中文百科知识 |
| 释义 | 尚书引义清代阐发《尚书》的哲学、政论著作。六卷。明清之际王夫之(生平见《张子正蒙注》条)著。全书合计五十篇，篇间不相连续，各有独立论题。内容为引申《古文尚书》中的某些观点以阐发自己的政治和哲学思想。 尚书引义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凡6卷。1～2卷论《虞夏书》，3卷论《商书》，4—6卷论《周书》。是一部引申《尚书》中思想借以阐发作者的理论观点的著作。作于1663年，后收入金陵本《船山遗书》。1962年和1976年中华书局分别出版点校本。书中认为人性离不开生理基础，而自然欲望则是人性的表现。“故五色、五声、五味者，性之显也”(《顾命》)，“夫其为性之所显，则与仁、义、礼、智相互为体”（卷三）。据此而反对存理灭欲说，“夫欲无色，则无如无目；欲无声，则无如无耳；欲无味，则无如无口”（同上书），是对生命的否定。但亦不主张放纵情欲，而强调道德威仪对自然情欲的节制，“威仪者，礼之昭也……其相为用也，则色、声、味之品节也。”(《顾命》)且认为人性作为天地气化的产物，是一个“日生而日成”(《太甲二》)的过程。这不仅表现为它自身的“气化流行”的自然发展，亦表现为由习行所带来的变化，即“习与性成”（同上书）。由此而提倡自强不息，培养至善的人性，“是以君子自强不息，日乾夕惕，而择之，守之，以养性也”（卷三）。在义利关系问题上，认为二者都是人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立人之道日义，生人之用曰利”(《禹贡》)。但强调礼义是利的基础，“食色者，礼之所丽也；利者，民之依也。辨之于毫厘而使当其则者，德之凝也，治之实也。”(《尧典一》)亦提出“利义之际，其为别也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卷二）。“以义为利则凡利皆义”，“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以利为利则利皆必害”，“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为害”（同上书）。是故，“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禹贡》)。进而提倡“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强调生命之可贵在于其体现高尚的道德原则。“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大诰》)。重视道德教化，并提出礼、乐、刑并用的教化思想。“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礼也。礼之既设，其小人恒佚于礼之外，则辅礼以刑；其君子或困于礼之中，则达礼以乐。”(《舜典三》)强调道德舆论的劝善惩恶作用，“功罪者，风化之原也……故正名之曰功，而天下趋之；正名之曰罪，而天下违之。”(《甘誓》)此外，该书还对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范畴和规范作了不少论述，但其主要精神仍未突破传统伦理道德。 尚书引义六卷。清王夫之 (详见 《周易稗疏》)撰。夫之有《书经稗疏》，其诠释经文.多出新意。而《尚书引义》一书则进一步推衍其说。该书共分五十篇。其注多不拘于经文字句，而常常阐发其意旨，并取后代时事为之纠正。如论《尧典》“钦明”，则斥王守仁良知说；论《舜典》“玄德”，则斥老子玄旨。诸如此类，皆议论驰骋，颇根理要。夫之治经，往往借评论与引申其中的某些观点，来表明自己的主张，抨击现实的政治及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等。《尚书引义》一书，在阐发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在“知行说”方面，有所贡献。对宋明理学与唯心主义的批判尤为有力。《尚书引义》一书，对先儒旧说不墨守，大胆提出己见，大多皆有所依据。当然，勿庸讳言，书中某些臆度、失误也是难免的。有清康熙二年 (1663)、二十八年 (1689)重订王嘉恺抄本，不分卷，今存湖南省博物馆；另有清抄本藏山西运城市图书馆；此外尚有《船山遗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王孝鱼点校本。 尚书引义书名。明末清初王夫之撰。6卷，卷1、卷2论《虞夏书》，凡13篇； 卷3论《商书》，凡10篇；卷4、5、6论《周书》，凡27篇； 合计50篇。书中通过阐释《尚书》经义，评史论政，抨击明代政治的弊端，主张社会改革，尤其在哲学上批判老庄、程朱、陆王之学和佛教的 “惟心惟识” 论，从朴素唯物主义角度阐明了 “能”（认识主体） 和“所” （认识对象） 的关系，提出 “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等命题，反对“离行以为知”，强调“行” 的重要性。每篇自有中心论点，各篇之间不相连属，故本书实为一部哲学、政治思想短篇论集。后收入《船山遗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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