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新乐府运动 |
类别 | 中文百科知识 |
释义 | 360 新乐府运动中唐时以创作新题乐府为内容的诗歌革新运动。代表人物是白居易和元稹,在其以前或与其同时的积极参与者有元结、顾况、李绅、张籍、王建等。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与《寄唐生》等文章中,提出了较完整的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强调诗歌应与政治、民生疾苦结合起来,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及其弊端。元、白及其他作家的诗歌创作,很好地实践了他们所提出理论主张。新乐府运动对于纠正大历以来的形式主义诗风,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理论。 新乐府运动xinyuefu yundong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批判现实为主旨,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是指自立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已有少数自创新题的,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既用新题,又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贞元,元和年间,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正走向衰落,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迫使诗人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另一方面,社会相对稳定,并一度在形式上获得全国的统一,也为诗人们的改革现实带来一线希望。以批判现实为主旨的新乐府运动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 新乐府运动Xinyuefuyundong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所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所谓新乐府,即指唐人自立新题、叙写时事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云:“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云:“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自立新题写时事,大盛于杜甫,即元稹所谓“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此后,元结、顾况、戎昱、戴叔伦等继作,均为新乐府运动的先驱人物。中唐贞元、元和年间,适应社会改革的需要,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同时应运而生。首先由李绅写了《新题乐府》20首(已佚),元稹和了12首,白居易又写成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之名称。继而张籍、王建、刘猛等人,既写新乐府,又写古乐府,形成一个影响颇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文学史上称为“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实际倡导者,他为新乐府运动提出了一整套理论主张。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规定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提倡“惟歌生民病”(《寄唐生》),反对“嘲风月,弄花草”(《与元九书》:强调诗歌的抒情性,提出了“根情、言苗、华声、实义”的理论;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统一,形式为内容服务,提出“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主张诗歌语言质朴、自然、通俗、易懂。这些理论,继续发扬了《诗经》、汉乐府和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他们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好诗,充分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新乐府运动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在明确理论指导下自觉的诗歌革新运动,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乐府运动发端于杜甫、元结,壮大于白居易、元稹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是与魏晋以来古题乐府相对而言,自立新题新意,“为时”、“为事”而作,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语言通俗明白,风格朴实平易。于当时及后世均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乐府运动唐代白居易所倡导的诗歌运动。所谓“新乐府”,是指与乐府古题诗相对而言的新题乐府诗。早在中唐以前,杜甫、元结等就以具备新乐府特点的诗篇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到了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刘猛、李余等人有意识有目的地创作大量的新乐府,抨击统治者的荒淫骄奢和残忍暴虐,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愿望,表述个人的政治主张,一时间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作品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反映现实生活,具备社会教育作用,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之类脱离政治的作品;要求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提倡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雕章镂句的形式主义诗风。这种理论主张在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实行。新乐府运动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对诗歌干预生活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后世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及理论发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其理论和实践明显表现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目的,而且,过分强调诗歌的补缺矫弊的社会功能,贬低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作品只“得风人之什二三”、“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持论不免偏激狭隘,不能不降低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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