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
清代哲学政论著作。一卷。清初王夫之(生平见《张子正蒙注》条)著。成书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内分《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正》、《离合》七篇，另附《后序》。自称此书的主旨是：“拒闲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后序》)。总结明王朝覆灭的教训，充满了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民族主义精神。
《黄书》认为明王朝之所以被“夷族”的清王朝取而代之，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古仪》)王夫之曾肯定秦实行中央集权，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一个进步，但他在这里批评秦始皇把天下当做一姓之私产，唯恐别人来抢夺他的天下，因而用专制手段加以控制，对任何人都加以猜疑。专制的暴君必然孤立自己，因此称秦为“孤秦”。自秦开创的君主专制制度，到宋代达到极点。宋太祖假杯酒削藩，自领禁军，任用一批官僚进行统治，使自己“孤立于强虏之侧”，其结果是“使中区趋靡，形势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真，再折而入于鞑靼”(《古仪》)。所以，称宋为“陋宋”。虽然王夫之认为“君臣之义”不可废，但他认为“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宰制》)。
此书认为最高统治者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以仁爱人，以义制我。以仁爱人，不授以制而尽其私；以义制我，不私所爱而厚其疑。恶有为天下王者自爱而制人，可以宰九州，建千祀者乎”(《任官》)。在王夫之看来，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恰恰是“自爱而制人”。他说，蚂蚁（玄驹）王作为一穴之长，尚且能够保护族类，不受别种虫类的侵犯，而人类的君主却专为保有一家的富贵，对本族臣民百般的猜疑奴役，以致不能抵御外族的入侵，可以说连蚂蚁王都不如(见《原极》)。
王夫之在这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是和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分不开的。“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一人私天下，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原极》)认为只要改变“一人疑天下”，“一人私天下”的君主专制，中国的兴盛指日可待。他强调皇位可以禅让，可以父子继承，可以像汤武那样革命，但不能让异族占据，“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同上）。
同情下层民众的劳苦。“今夫农夫泞耕，红女寒织”，反对“故家大族”对他们的强夺；同时主张“纾富民”，认为“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大正》)，富民阶层的存在对于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主张为了抵抗异族，应实行地方分权，增强边区的防御武力，优待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给以适当的职权，不要加以牵制。作者把汉民族以外的民族一律作为“夷狄”、“殊类”，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
此书在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广泛流传，其中批判封建专制和发扬民族主义的思想起到积极作用。
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与《噩梦》合编刊行。
黄书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凡1卷。内有《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臣》、《离合》等7篇论文，并附《后序》。作于1656年，后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亦版行与《噩梦》合编的单行本。为作者早期的政论著作。释仁义为“以仁爱人，不授以制而尽其私。以义制我，不私所爱而厚其疑。”(《任官》)认为仁义的最高意义和精髓便是维护民族利益，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反之“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后序》)进而提出要永保民族利益，就必须公天下，“王者无私以一人治天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宰制》)，天下不是一姓之私产。指斥“秦私天下而力克举，宋私天下而力自诎”(《古仪》)，而导致了天下的祸乱。主张“富民”，“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大正》)认为改朝换代是自然的事情，但高度重视“夷夏之防”，不容他族入主华夏，“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原极》)。充满民族自信心，坚信中国可依靠自强保种保国，进于强胜。“是故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宰制》)该著视夷夏之辨高于君臣之义，突破了传统的君臣纲常，但其“尊汉族而拒羯夷”(章太炎：《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则既反映了作者经历亡国之痛后而激发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又包含有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