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与性成Xiyuxingcheng
中国传统人性学说的命题。语出 《尚书·太甲上》： “伊尹者，兹乃不义，习与性成。”意谓长期的习惯会形成性格，即习惯成自然。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之进行了解释和发挥。他说：“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尚书引义卷三》。他指出：“习者人道”(《俟解》), “人道”即指 “人之独有”的“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特点。所以“习”不止是指习惯之“习”，或消极地接受环境习染之“习”，而是指人的学、知、行的能动活动过程。人性的形成和变化是与人的能动活动分不开的。人性的善恶，犹如古代善射者 “羿之巧”， 并非 “自性生，”而是 “习为巧”， 是由内正外直审几发虑之功”的结果。所以“性为最初之生理，而善与不善皆后之分途也”( 《四书训义》卷三十五)。意思是说，人生之初，受之于天的，不过是二气五行，人人都差不多，来到世上之后，形体感官品德都在不断形成中，人性也随之而成。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条件对人性形成有重要意义。有人能“自强不息，日乾夕阳”，择善去恶以养其性，性则曰善；相反，怠惰放任、纵欲无度，则性曰变恶。因而，对人性之形成，不能“听其自然，而要努力去培养。同时，又指出客观环境条件对人性成才也有重要影响。好的环境条件对培养善性有益；不好的环境条件，则容易诱人为恶。王夫之比较正确地解决了性与习的关系， 认为人性的形成是一个先天与后天、命与习相统一的过程，使中国古代人性论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
习与性成
中国传统人性论命题。源于《尚书·太甲上》：“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后王夫之释之为“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尚书引义》卷三)。提出“性为最初之生理，而善与不善皆后之分途也”(《四书训义》卷三十五)，主要取决于人的学、知、行的能动活动，即后天之“习”。认为正是“习”之不同，决定了“人之性随习迁”，既会“成性之善”，又可“成性之恶”。因此“习性”才是现实形态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