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的思想泛滥，生产严重受挫

1967—1969年，到处以“革命”冲击生产，用政治代替经济，批判一心一意抓生产是唯生产力论。在所有制问题上，有些社队又搞“穷过渡”，把生产小队核算又改为大队核算。以“大寨式记工”代替定额包工为主要形式的评工记分制度，造成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对社员家庭经营的自留地和各种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大砍社队企业，说办社队企业是冲击以粮为纲，挖社会主义墙脚。生产上又出现瞎指挥，在丘陵山区，毁林种粮，搞“人造平原”，在平原圩区，围湖造田，毁桑种粮，片面强调发展粮食，林牧副渔生产受到抑制。
1975年末，江青反革命集团趁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疯狂反扑，使正常的工作秩序又一次受到冲击。在农村把社员家庭经营的自留地和各种副业，又统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些地方又出现了收回社员自留地和饲料田，禁止社员饲养老母猪，限制社员饲养家禽家畜，把私人鱼塘收为集体所有等等，干部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再次受到挫伤，农村多种经营，特别是畜禽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1976年，全省牲畜饲养量比上年下降33.6%，家禽饲养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