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阶段1969—1992年

其特点是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工业产值逐年超过农业产值，迅猛发展的乡镇工业逐步成为全区经济的支柱。在199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农业的比重为92.3:7.7。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养殖业的比重为39:61。这个阶段已是进入以工业经济为主的阶段。其发展过程是，1970年贯彻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抵制“左”的干扰，促使社队工业的发展。1971年全区工业产值比1970年增长33%,1971—1978年全区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7%。在197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农业的比重为64:36。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发展经济的各项基本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三次产业全面快速稳定发展。农业方面：从80年代起，逐年减少棉花种植面积，到1993年停止规模植棉。粮田面积保持在1.2万～1.4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60%～70%。1983年粮食生产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984年开始发展粮田规模经营，以发展种粮专业户起步，到1988年，则以集体承包经营为主，并与经营种子田、丰产方、科技示范田等结合起来，1992年全区有镇、村两级农场124个，经营的粮田面积占粮田总面积的10%。70年代普遍种植双季稻，1992年起全部改种单季晚稻，亩产550千克左右，总产10.8万吨左右，除保证农民口粮自给外，商品率为15%～17%。80年代初，畜牧业加速向规模经营发展，1992年全区有年上市生猪千头以上的“千头猪场”123个，半机械化“万羽蛋鸡场”28个。猪、禽、蛋的产量比1978年分别增长1倍、2倍、4倍。1987年起，蔬菜种植面积逐年略有减少，发展重点转向设施建设，提高科技含量，年上市量基本上稳定在30万吨左右。工业方面，在坚持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大投入，调整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生产蒸蒸日上。1979年，马桥乡建立全区第一家国营企业与乡镇企业联营的“工农联营”企业马桥衬衫厂。1984年上海市出台鼓励城市工业向郊区扩散、联合的政策，加速了联营企业的发展， 1992年全区有联营企业327户， 占乡镇工业企业总数的20.8%。1985年， 虹桥乡建立全区第一家与日资合作的 “三资”企业虹麻绣品厂， 到1992年全区有 “三资” 企业287户， 占工业企业总数的18.3%。1992年， 全区工业总产值81.11亿元， 比1978年增长23倍。1979—1992年年均增长26.8%, 其中乡 （镇）、村两级年均增长30.8%, 村属工业年均增长34.1%。乡镇工业产值69.1亿元，占全区社会总产值的69.5%, 成为全区经济的支柱。以商业、房地产业、仓储业等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八、九十年代的发展， 开拓了新的经济增长点。1992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为10.8:54.1:35.1。

（二）第二阶段1979—1984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按照“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适度压缩粮食种植面积，扩大油料、甜菜等经济作物种植，5年间粮食作物面积由76. 63万公顷减为68.08万公顷，减少8. 55万公顷，经济作物由7.32万公顷增加到9. 55万公顷，增加2.23万公顷，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之比由1978年的84.8:9. 1:6. 1调整为1984年的81. 3:11.4:7. 3，并获得粮食、油料、甜菜等主要农产品的大丰收。

（二）第二阶段1956-1978年

这一阶段，农林牧副渔各业都得到一定发展，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致使非种植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因而在农业生产结构上表现为种植业“一头沉”，农林牧副渔各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56年分别为81.75%、1.86%、15.55%、0.79%、0.05%;1965年分别为79.87%、1.3%、16.44%、2.27%、0.12%;1978年分别为76.99%、3.13%、18.1%、1.73%、0.05%。

（二）第二阶段1979—1984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东省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调整的重点是在鲁西北地区恢复扩大棉田面积，在烟台、威海、潍坊、济宁等市地扩大花生、黄烟、麻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为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山东省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政策措施：一是改变过去指令性下达各种作物播种面积计划的传统做法，实行合同定购产品软约束，由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安排播种面积；二是提高棉花、油料和其他农产品价格，调整与粮食的比价；三是对花生、棉花等经济作物实行优惠政策，主要是实行超购加价、顶代粮食交售任务，返还粮食、农药、化肥、柴油等短缺生产资料。如：从1982年收购新棉开始，超购1斤皮棉奖2斤粮，其中50%奖现粮，50%找补差价款。从1983年新油上市开始，收购花生和芝麻，40%按统购价收购，60%按超购加价收购；收购棉油，60%按统购价计价，40%按超购加价计价。通过政策调整，刺激了经济作物的发展。到1984年，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播种面积占的比重已调为72.7%、23.7%和3.6%，其中，粮食作物的比重下降了9.3%，经济作物的比重上升了10.4%。棉花总产量达到了172.5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10倍。

（二）第二阶段1979—199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加大了林牧副渔各业的投资比重，加快了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的发展。到1984年，在农业总产值中，农、林、牧、副、渔五业占的比重分别为76.3%、2.8%、15.5%、2.8%和2.6%，与1978年相比，种植业产值下降了5.6%，林、牧、副业产值分别上升了1.0%、3.6%和1.8%。
1984年全省粮食总产突破300亿公斤之后，经国务院同意，从1985年起，山东省拿出15亿公斤粮食支持农林牧副渔业结构调整，主要用于发展林业、牧业、渔业生产。还拿出9亿公斤定购粮换购猪肉，加快养猪业的发展。同时，在放宽林业、大力发展草食畜禽，加快海岛、滩涂开发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包括：❶进一步放宽经营政策，落实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如：集体的荒山、荒滩、荒地，全部或大部划给农民作自留山滩。集体的果园、桑园、茶园等经济林，可以实行专业包干，包给有管理技能的专业户和专业组经营。允许个人、联户、集体承包浅海滩涂、内陆水面和海洋捕捞等生产经营项目；
❷鼓励多种形式增加投入，发展生产。如：鼓励农民发展田间营造林带、林网和农林间作；
❸放宽信贷、税收政策。对开发性水产生产，五年内不缴提留，不缴税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农林牧副渔五业出现了全面增长的势头。1990年，全省农业总产值比1984年增长1.09倍，其中，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占的比重分别为61.4%、3.2%、23.5%、3.3%和8.6%。与1984年相比，种植业产值下降了9.9%，牧业、副业、渔业产值分别上升了5%、3.4%和2.4%，林业产值下降了0.9%。
1949—1990年，山东省农林牧副渔业产值和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情况见附表4-1-2。

表4-1-2 农林牧副渔业结构情况

（二）第二阶段1983—1987年

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建立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兵团从1983年起，借鉴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农牧团场推行以职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又全面兴办家庭农场。到1987年，全兵团共建立了12.63万个独户或联户的联产承包小单位，承包职工33.61万人，承包耕地672.84万公顷，分别占当年农牧团场职工总数的85. 5%和播种面积的90. 7%。其中，职工家庭农场由 1983年开始试办的1 066个发展到1987年的70 926个，从业职工占农业职工总数的50.4%。这项改革从根本上冲破了国营农场的旧经济体制，改变了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方式；在组织形式上打破班排建制，实行独户、联户、联劳等多种方式的承包；在分配形式上取消了等级工资，实行大包干、产量工资、产值或净产值分成等办法；在资金投入上，按照“谁投资谁得益”的原则，鼓励职工自筹资金，开荒打井，兴办开发性家庭农、林、牧、渔场。同时给职工划分宅基地、自用地，鼓励职工自建住房，自养畜禽，发展庭院经济。兵团党委对这些改革措施归纳为 “一主两翼”：家庭农场是主体，庭院经济和开发性家庭农场为两翼。由于这些改革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直接结合，报酬与劳动成果直接挂钩，为职工开辟了自主经营、勤劳致富的新的生产门路，大大激发了广大农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场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工交建商企业认真贯彻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选择部分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同时，企业通过利润分成，建立了自己的发展基金。在内部管理上，实行岗位生产责任制，使责、权、利相结合，从而调动了企业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增强了干部、职工的责任感，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第二阶段1984—1988年

此阶段， 价格改革由单一的价格结构调整， 转向为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和调整价格结构两个方面， 特点是调放结合， 以放为主。在此期间， 除少数垄断性强、不宜放开的农产品价格没有放开外， 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得到调整和逐步放开。出现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 许多农产品价格得以重新定位。国家管理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品种， 由原来管240个品种减少为只管120种 (其中属省政府有关厅、局下放的品种123个， 新增加的品种3个)。棉花收购实行“顺四六” 比例价 (四成按原定购价， 六成按超购价), 同时， 取消了棉花超购加价的规定。1985年，木材退出统配， 实行议购议销； 生猪取消派购， 改为合同收购。1985—1986年， 对生猪收购实行指导价管理， 全省平均为每50千克87.80元。粮食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合同定购内的粮食按 “倒三七” 比例价收购 (三成按原统购价， 七成按原超购价)。1987年， 经省政府批准由省物价局等8个单位联合下达《江西省农产品价格管理的若干规定》 的联合通知，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国家定价品种由原120个品种减少到15个品种， 新增加国家指导价管理的品种43个，其余农产品改为市场调节价。

（二）第二阶段1988—1993年

1987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并于1988年6月1日实施以后，全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这部法律在农村的贯彻实施。11月3日，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加强村级建设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加强村级建设作出了10项暂行规定。各地根据“规定”精神，适当调整了村委会的规模，加强了村民委员会的各项建设。为了按照法律的精神加强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把村委会建设逐渐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1990年9月17日～10月20日，由省民政厅、吉安地区民政局、永丰县委、县政府组成联合工作组，在永丰县富溪乡龙潭、罗富、浪田3个村，开展以贯彻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试点，实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同年11月，省委、省政府又在宜春市召开了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会后，全省各地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大力加强村委会建设，推行由村民民主选举村委会班子，真正把绝大多数群众信得过的人选上来；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民主讨论、共同决定涉及村民利益和全村工作的大事；建立、健全村委会下设的治保、调解、公共卫生等机构，保证村委会职能的充分发挥。1991—1993年，南昌、萍乡、新余、赣州、宜春等地（市）的部分县市进行了村委会的第二届换届选举。

（二）第二阶段1957—1965年

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影响农业经济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 ❶农业和农村政策。1958年8月全省掀起了人民公社运动高潮。人民公社初期实行公社所有制，政社合一，农业社财产一律无偿收回公社所有；公社社员实行工分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取消自留地，关闭集市贸易； 举办公共食堂，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 的平均主义和 “大锅饭”政策，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助长了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特别是风调雨顺的1958年，由于抽调大量劳动力去搞大炼钢铁、大办水利等，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收获农作物，结果大量粮食烂在地里。从1961年开始，党中央为纠正 “左” 的错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制订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农业生产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❷自然灾害。1960年、1962年、1963年和1964年全省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尤其是1963年的洪涝灾害，致使全省101个县 （市）受灾，受灾面积317.1万公顷，成灾面积249.3万公顷，死伤大牲畜13万头，减产粮食246万吨，农业生产出现低谷。
❸耕地生产条件。这一时期，全省耕地盐碱化程度加重。1958年掀起的大上水利，全省在东部低平原区拦河打坝，修建平原水库，并在低平原东部盲目改旱田为稻田，水旱田插花分布。由于工程不配套，没有排水出路，又缺少防渗措施，只灌不排，只蓄不排，致使大范围地下水位抬高，土壤次生盐渍化发展。1962年全省盐碱地面积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高水平153.3万公顷，占耕地面积22%，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
❹调整种植业结构。这一时期，为减轻粮食短缺的压力，全省不断扩大甘薯、水稻、多穗高粱等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1965年小麦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22.8%，薯类播种面积增加40%，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大幅度压缩。相应的全省粮食总产1965年为964.5万吨，比1957年增加17.8%; 棉花、油料总产分别为26.1万吨和17.9万吨，比1957年分别减少13.3%和39.3%; 由于粮食欠缺，全省大牲畜存栏减少45.9万头。以上四种主要因素造成了这一时期农业 “三率”下降，1963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只有26.22亿元，比1957年下降14.8%，相应的农业经济效益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谷，农业劳动生产率、耕地生产率和资金效益分别只有188.52元/人、377.25元/公顷和356%，比1957年下降13.5%、7.5%和121个百分点。到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逐步恢复到45.49亿元，比1957年增长47.8%。从各要素投入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增长了2.7%；耕地面积由于受灾严重，下降了7.5%；农业资金消耗增长了70.7%。1965年全省农业劳动生产率、耕地生产率和资金效益率分别恢复到313.6元/人、43.42元/亩和413%，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生产率比1957年增长43.9%和59.7%，年平均递增4.7%和6.0%，农业资金效益率则下降了64个百分点。

（二）第二阶段1958—1978年

从1958年开始，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左”的思想影响，河南出现浮夸风和瞎指挥，加上连续几年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使一度恢复的农业受到很大的破坏。1962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13亿元，比1957年下降10.89%，其中农业产值24.70亿元；林业产值0.14亿元；牧业产值3.21亿元；渔业产值0.08亿元。与1957年相比，农林牧产值分别减少11.5%、30%、5.0%。农作物种植面积1 175.4万公顷，比1957年减少233万公顷，减幅为16.5%。其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1 060.53万公顷，比1957年减少139.93万公顷，减幅为11.7%；经济作物种植面积114.87万公顷，比1957年减少93.07万公顷，减幅达44.8%，粮经种植面积比例为90.2:9.8。粮、棉、油、烟总产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23.5%、77.1%、69.3%和28.7%，水果、生猪存栏等也都有大幅度的下降。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也出现了曲折，农林牧渔比例失调，四业比重为87.7%:0.6%:11.4%:0.3%。为了扭转“大跃进”等左的思想造成的经济困难，河南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3年到1965年，经过全省人民几年的努力，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基本上调整过来，农民得到了休生养息，农业生产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省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1 143.07万公顷，与1962年基本持平。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 007.4万公顷，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1962年增加20.8万公顷，达到135.67万公顷，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为88.14:11.86。粮食、棉花、油料、烟叶、水果、生猪年末存栏分别比1962年增长29.1%、236%、30%、42.9%、43%和9%。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42.17亿元，比1962年增加50.22%，其中农业产值36.90亿元，林业产值0.34亿元，牧业产值4.85亿元，比1962年分别增加49.4%、142.9%和51.1%，农林牧渔业的比重分别为87.5:0.8:11.5:0.2，农作物种植业比种较1962年下降了5.8个百分点。
但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给经过调整刚刚恢复元气的农村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又一次遇到曲折。在此期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重视因地制宜发展各种经济作物，不少地方把不适宜种粮食的耕地安排种植粮食作物，使经济作物的发展受到限制，林牧渔业得不到发展，农业一直徘徊在单一种植结构的圈子中。只是由于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左”的思想的抵制，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才在徘徊中有一定的发展。到1978年，全省农作物播种面积为1 096.67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912.33万公顷，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184.33万公顷，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83.2:16.8，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比1957年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农林牧渔总产值为95.38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2倍多，其中农业产值81.74亿元，林业产值2.58亿元，畜业产值10.87亿元，渔业产值0.19亿元，比1957年分别增长1.9倍、11.9倍、2.2倍和1.7倍；农、林、牧、渔各业所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85.7:2.7:11.4:0.2，同1965年相比，农业所占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林业提高了1.5个百分点，牧业和渔业基本上保持了1965年的水平。
这期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大办工业”的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大办工业的高潮，使河南的乡村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开始起步。从1958年起，农村才有了社队企业，如机械厂、缫丝厂、炼铁厂、水泥厂、面粉加工厂等。但由于人民公社初期兴办的社队企业多数是采取“一平二调”的办法搞起来的，超越了现实经济基础，加之“浮夸风”和蛮干，带来的弊端很多，因此，到了“二五”计划的后期，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停办和关闭了部分企业。
从1963年到1965年，国家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农村经济遭受损失过于严重，中央又明确指出：公社、大队一般不要办企业，因此，这一时期社队企业发展处于低潮。总的特点是规模小、实力弱、水平低，主要以为农业服务、自我服务为主，商品率很低，还未跳出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子。
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虽一度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在1966年发出了“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的指示，加之城市不少工厂停产闹革命，在客观上给社队企业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等因素，社队企业又得到了一些发展。如巩县、荥阳、新乡县七里营及一些城市近郊等地方，不仅恢复了原有的社办工业，还创办了一些企业。到1978年全省社队企业达到7万多个，从业人员140多万人，年总产值30亿元，实现利润7亿多元。但从总体上看，农村产业结构仍很不合理，比例失调的问题还很突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高，农村工业、运输业、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等二三产业，除了少数地方有所发展外，多数地方基本上没有变化。

（二）第二阶段1986—1989年

中共十三大提出到2000年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农业区划重点转入运用已有成果，动员各地制定农业发展规划；1986年中共中央提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农业区划重点转入完善区划成果，发挥资源区域优势，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研究；1988年国家组织大规模开发黄淮海平原等农业开发，农业区划工作重点转入农业“四低、四荒”调查及农业区域综合开发规划，调查未开发农业资源及开发不充分、不合理资源的家底，为科学合理进行农业开发提供科学依据。之后，又创建农业区域综合开发实验区，为大范围应用资源调查和区域规划成果树立了样板。把农业区划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国家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建设与农民致富奔小康结合起来，使之具有较强大的生命力。
这一阶段取得的主要成绩是：❶战略研究和专题研究成果体系。省先后组织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各级区划部门，完成综合及农业各部门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全省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的山地、丘陵和平原、低洼地区、黄河故道、背河洼地等战略研究30多项，专题研究500多项。
❷农业规划、区域开发及项目论证成果体系。全省完成35个县农业发展规划，20个县完成综合发展规划，还有秦巴山区、南阳盆地、黄土丘陵及豫南、豫西、豫北等农业区域开发规划，同时各级区划部门完成近2 000个项目的论证工作。
❸初步摸索出深入开展农业区划工作的方法体系。在指导思想上由调查研究到开发应用，走出了一条资源调查→动态监测→信息管理→区划、规划→项目论证→试验示范的路子。
1990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对农业区划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区划成果进行第二次表彰和奖励。河南省受表彰的先进农业区划集体7个，先进农业区划工作者18名，优秀农业区划成果奖（部级）13项，其中二等奖2项。同时，河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对全省农业区划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农业区划科技进步奖成果进行第二次表彰和奖励。受表彰的农业区划先进集体33个、农业区划先进工作者111名，农业区划科技进步奖成果151项，其中一等奖11项，二等奖37项，三等奖103项。

（二）第二阶段1990—1991年

主要是总结典型，实行农业高产高效开发。在大面积实施高产开发活动中，全省涌现出了一批高产典型，1990年汤阴县成为全省第一个亩产“玉米0.5吨县”，1991年温县成为全国第二个亩产“吨粮县”。大面积高产开发活动促进了全省粮食产量的提高。1990年部分地方提出了高产高效的“双高”开发，首次把提高效益作为农业生产的目标提了出来。为加强对“双高”开发工作的领导，省高产开发领导小组专门下文，增设了“高产高效”开发办公室。1991年夏，省确定11个县进行“双高”开发试点，与此同时，全省约有半数以上的县（市）也提出了“双高”开发的口号。开发区内在保证粮食产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通过间作套种等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努力提高农业效益。随着粮食产量的进一步提高，市场供求趋于平衡，质量差的品种销售不畅，价格较低。为了提高效益，1991年底省委、省政府在总结“双高”开发典型，推广先进经验的过程中，提出了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的概念，简称“一优双高”农业。

（二）第二阶段1957—1965年

这一阶段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农村党支部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从1957年开始至1962年这段时间，开展了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以及反“右倾”等运动。省委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围绕政治运动以及国民经济的调整，开展党的建设，抓好经常性的基层党组织整顿，及时改变农村后进党支部面貌，并注意在一线农民中发展党员，仅1958—1960年每年平均发展农村党员1.5万人。1963年初，省委还部署有重点地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并在长乐、永定两个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结合党员登记的试点。11月部署了农村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12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全省共组织社教工作队员3.5万多人。开展“社教”的地方都把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作为重点，揭露党内问题，教育党员，搞好党的建设。同时解决党员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但因运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重点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一些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运动中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开展“社教”单位党员总数的18%。“社教”运动随“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停止。到1965年底，全省共有农村基层党支部1.67万个，有乡、村党员19.18万名。

（二）第二阶段1958—1978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全省农业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农业生产持续徘徊。1958—1978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0.7%。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农业资金的投入量虽有所增加，但投入效益明显降低。据统计，1978年全省农业资金投入总量9.93亿元， 比1957年的2. 04亿元增长3. 87倍，年均增长7.83%，大大高于全省农业总产值同期年平均增长0.7%的水平。1958—1978年的21年中，全省农业资金累计投入99. 82亿元，年均投入4. 75亿元。
1.财政支农资金。1978年为1.97亿元，比1957年增长17.82倍，年均增长15%。21年累计财政支农资金14.51亿元，年均投入6 912万元，占农业资金总投入的14.54%，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12.1%。其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8. 20亿元，占财政支农资金的56.5%。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中：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支出4. 2亿元，占51.3%；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3. 99亿元，占48.7%。农林水气部门事业费6.31亿元，占财政支农资金的43.6%。
2.银行、信用社农业贷款。1978年为1. 84亿元，比1957年增长2. 9倍，年平均增长6. 7%。21年累计净发放农业贷款17. 33亿元，年均投入8 253万元，占农业资金总投入的17.36%。行、社农业贷款发放中，农业银行占51%，信用社占49%；社队企业贷款占10%，社员生产生活贷款占5%。
3.农户投入农业资金。1978年为4. 18亿元，比1957年增长2. 59倍，年均增长6.27%。21年累计投入农业资金48.88亿元，年均投入2.32亿元，占农业资金总投入的48.9%。1978年农户农业资金投入中，种子支出占8%，饲料饲草占43%，购买畜禽占37%，小农具占7%，其它占5%。农户家庭经营费支出占农户总支出的13.9%。
4.农村集体资金投入。1978年为1.92亿元，比1957年增长5. 54倍，年平均增长9.35%。21年累计农村集体资金投入19.09亿元，年均投入9 093万元，占农业资金总投入的19.13%。1978年农村集体资金投入中，公积金6 246万元，占32. 5%；生产费基金7 216万元，占37.5%；储备粮基金783万元，占4%；公益金2 931万元，占15.2%；其它集体提留2 073万元，占10. 8%。农村集体资金投入占总收入的11.5%，人均投入8.4元。

（二）第二阶段1940—1941年

初步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由于国民党委派的县政府经常制造摩擦，破坏边区建设， 1940年驱逐了原在边区设的国民党政权， 结束了边区部分地区的双重政权局面， 边区在行政上取得了完全的统一， 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扫清了障碍。绥德、陇东、富县等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先后制定了减租减息条例或决议， 规定了减租减息标准。1941年5月1日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重申： “在土地已经分配的区域， 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 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 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 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 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 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则对租佃关系和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从此， 减租减息从一般宣传转到具体实施阶段。边区一部分地区群众组织起来， 减了一些租，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