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父子和建安诸士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海内一统的专制政治崩溃了，天下一尊的专制思想动摇了，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400年的动荡不安和割据分裂的时期。世积乱离而思变化，人多悲苦而求解放，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楚文化又得以宏扬，老、庄哲学被演化为风靡社会的玄学思潮，屈、宋文学则在扬弃其形式而承继其精神的过程中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中国文化史也因此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和自觉的创造时期。

揭开这一时期别开生面的文化创造之序幕的人物，是一代雄杰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紧邻楚国哲人老聃的故里)人，是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于乱世称雄，在政治上能够做到如屈原所主张的“举贤授能”，因而“外定武功”，翦灭豪强，统一了北方。同时，他又不忘“内兴文学”，将天下文人学士罗致身边，从而掀起了一个文学创作的高潮，形成了建安时期(196―220)“彬彬之盛”的文化繁荣局面。

乱世英豪的曹操，少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不爱诗书，颇似有市井无赖习气的汉高祖刘邦。不过，他毕竟并非布衣出身。当他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而跻身群雄之列时，就能够自觉地仿照民间歌谣形式、借用乐府古题以写时事，抒发他的伤时悯乱之情怀，表达他的统一天下之壮志，从而写出了如《

里行》、《蒿里行》等许多气韵沉雄、慷慨悲壮的诗篇。

曹操之世，距屈原时代已远。屈原用白话文写出的楚辞，在当时则成了古代汉语作品，不易普及，因而一些文人诗作早就有了脱离楚辞体而模仿民歌体的尝试。曹操少时疏于学，壮年又戎马倥偬，当然不擅长于用楚辞体写作，故经直采用了简便易行的民歌体写作。但是，尽管他的诗歌基本上都脱胎于汉代乐府民歌，却大有创新。在形式上，他将民歌的杂言短章改造为整齐而较长的五言篇什，并且糅合了质朴刚健的民间口语和典雅华美的书面语言。在内容上，他继承了楚文学的重在抒发感情、表现自我的传统，无论是五言还是四言之作，都写得感情饱满，个性鲜明。如名篇《短歌行》、《龟虽寿》都直抒胸臆，披肝沥胆而毫无保留，历历分明地展现出诗人那豪迈慷慨、具有宏伟抱负和进取精神的烈士形象。这样，曹操以其创造性的诗作开创了一代文学新风，既将重叙事的民间歌谣改造成为重抒情的文人诗作，又促使文人诗作脱离楚辞体而向适应社会需要的五言诗发展。这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文学面貌的形成，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继承父业而为魏文帝的曹丕(187―226)，字子桓。他效法其父风范，更加尊重文士和重视文学，并大胆地否定了重经轻文的传统观念，明确地强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惊世骇俗之语，不仅肯定了文学的独立地位，也表明了自觉进行多方面文化创造的强烈意识，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他“慕通达”，已较其父沾染了更多的老、庄气质。因受道家气禀论的启发，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重要观点，从而在理论上肯定了《庄子》和屈骚这类表现个人品性、反映个人气质的文学作品，鼓舞了后人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庄骚”传统。

与其父不同的是，他“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靡不毕览”(《典论?自叙》)，有着深厚的文学根基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当然也就不象其父那样主要为乐府歌辞了，而是有诗、赋、文等多种体裁的作品。由于他的生活较为安定和优越，他的诗文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就不如其父诗歌那样广泛和深刻。不过，在创作精神上，他依然与其父是一致的，即在作品中能够充分地展示个性、抒发感情。在艺术表现上，他也能够不拘旧格，勇于创新。他的名作《燕歌行》两首，借凄清萧瑟的秋景烘托思妇凄苦悲凉的心境，其借景抒情的方式与宋玉赋和刘彻辞颇为相似，只是变换了抒情主人公而将情感抒发得更为曲折委婉、深沉细微。这两首诗被视为中国七言诗的鼻祖，是曹丕在前人发展骚体诗的基础上别创的新体。屈骚中已有七言，刘邦、刘彻和刘细君等人的诗歌都采用了七言，然而，这些汉人的诗歌毕竟没有脱离骚体，即使是张衡的《四愁诗》，也依然还带有骚体的痕迹。曹丕的《燕歌行》，已经是舍弃了语气词“兮”字的完整的七言诗，因而标志了七言诗脱胎于骚体的最终形成。总之，曹丕以其革命性的文学观念和创造性的文学实践，对汉末魏初的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曹氏父子中、文学才华最高、文学成就最大、文学影响最为深远者，还是曹丕的胞弟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他少时因才华出众、抱负宏远而深受曹操宠爱，差一点就被立为太子，也因此受到曹丕的嫉恨。可是，他终究由于“任性而行，不自雕励”，受老、庄思想影响过大而未能如愿。曹丕即位后，对他更加猜忌并且大加迫害，传说曾蓄意为难他，命他在7步之中作诗，不成则死。他应声吟成著名的《七步诗》，使曹丕闻后感到惭愧，方才幸免一死。一生中，他数度被贬爵移封，与他来往较为密切的亲朋好友又大都惨遭残杀，因此，他只能通过写诗撰文来抒发不得不鸣的愤懑之情。年仅41岁，他便郁闷而死，却留下了令同时代人难以比拟的大量杰作。

报国之志不能酬，忠贞之情无人察，忧民之心难以平，人生的遭际使曹植与屈原异代相感、同气相求。他在生活中放纵无羁，蔑视世俗礼教，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保持高洁的志行，念念不忘“戳力上国，流惠下民”，这些都颇有楚国狂人屈原的风操。在创作中，他更是刻意模仿屈骚的体裁、文辞和表现方法来抒发胸中激愤不平的感情。正如清人丁晏所说：“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以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曹集诠评?陈思王年谱序》)即使是形式上不同于屈骚文体的作品，他也依然运用屈骚的抒情方式和表现手法。如五言诗名作《美女篇》，其形式虽然是脱胎于乐府民歌，其表现手法却是借鉴的屈骚那种以香草美人比喻君子的比兴象征手法。他在此诗中，乃以美女自喻的方式，抒发了自己受曹丕父子压迫和冷落而报国无门的悲愁。再如其五言诗代表作《赠白马王彪》，创造性地运用了屈骚的抒情方式，既有屈骚那种感情狂涛的强烈渲泄，又有融情于叙事和写景之中的深婉表达，从而将他对曹丕迫害兄弟的满腔悲愤抒发得淋漓尽致，清人宋徵璧于是称此诗“庶几《骚》之变乎”(《抱真堂诗话》)。

理想不能在世间实现而只好憧憬在天国实现，衷情不能为凡人理解而只好幻想被神人理解，人身在现实中不自由而只好企望在超现实中获得自由，这样，曹植也就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庄骚”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五游》、《远游》、《仙人篇》以及《

篇》、《吁嗟篇》等作品，都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虚构、奇特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兴，构成了瑰丽的艺术境界。不过，最为人称颂的浪漫主义杰作，还是他的《洛神赋》。这篇赋熔铸神话题材，借助新奇奔放的想象，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择取雅丽华美的文辞，成功地塑造出一位绝艳无比而又感情丰富的女神形象：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这位女神，是作者理想中的知音、幻境中的恋人。作者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描写出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作品既有屈原《九歌》那种对女神内心世界的细致揭示，又有宋玉《神女赋》那种对女神外表容貌的精美刻画，还有对人神道殊、两情莫续之悲剧气氛的浓重渲染，因此产生出巨大的艺术魅力。嗣后，洛神的艳丽形象和人神恋爱的动人故事，就成了文人墨客经常表现的题材。自“庄骚”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之后，汉代文学虽然受楚辞的直接影响，但主要是在形式上“拓宇于楚辞”，在内容上却偏重于写实。而曹植的创作则又兴起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波澜，发扬光大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前人评价曹植为“建安之杰”，评价曹植的艺术成就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所谓骨气，也就是个性和气质。曹植之所以被后世誉为“建安风骨”之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主要就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庄骚”艺术传统，“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在作品中强烈地抒发了个人情感，真实地表现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特个性。

在建安文坛盟主――三曹父子的周围，聚集了陈琳、阮?、刘桢等众多文士，他们的作品大都“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其中，又以王粲(177―217，字仲宣)为建安诸士之冠冕。他的代表作《七哀》诗和《登楼赋》，都是避乱赴荆州或在荆州写成的。当时中原“乱无象”，而楚国故地荆州则相对安定，荆州牧刘表“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荆州成了天下文士闻风而至的学术中心。王粲自创新题的《七哀》，描述了军阀混战造成社会动乱的悲惨景象，抒写了自己客居异乡和怀才不遇的寂寞忧伤，写得沉痛悲切，摧人心肝。袭用骚体的《登楼赋》，是他登当阳城楼之作。此赋通过纪楚地、名楚物、叙楚事、写楚景来抒发伤时悯乱、思土怀乡、壮志难酬之情，内容充实，感情深厚，可以视作楚辞之遗响，为后世所盛赞。此赋与曹植的辞赋相辉映，将东汉以来的抒情小赋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王粲登楼”也因此成为文人失意、怀土思归的典故。

流落到荆州的文学家，还有性格高傲、曾经当众羞辱曹操的狂士祢衡(173―198，字正平)。他的传世佳作《吊张衡文》和《鹦鹉赋》，都写于他滞留荆州之时。前者有似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吊张衡而自悼，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后者有似贾谊的《?鸟赋》，是他在江夏太守黄祖之子举行的宴会上受命而作，借描写鹦鹉以寄托身世之感;两者都为“奋笔直书、以气运词”的华美篇章。在今武汉市武昌城外的长江中，相传原有祢衡作赋之处鹦鹉洲，曾为历代骚人墨客所歌咏。

荆州在汉末是藏龙卧虎之地，名士司马徽、庞德公、庞统等人都隐居于此。躬耕于襄阳城西隆中的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乃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他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作的《隆中对》，虽为政论，却也陈辞激切。他任蜀相后的名作《出师表》，就显得更加情激意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