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

南宋诗人、文学批评家。字仪卿，一字丹丘，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主要活动在宋理宗(1225―1264)年间。生平事迹不详。其诗或忧伤时事，渴求恢复统一，亦有慷慨激昂之作;或悲伤离别，眷怀旧友，亦有怀才不遇之感慨。其中以绝句为最佳。于文学贡献最大者乃其《沧浪诗话》，其书针对苏轼、江西诗派、江湖派之流弊和道学家所谓“作文害道”之谬论，以禅喻诗，提出“妙悟”说与“兴趣”说，强调要重视诗歌美学特征，尊重诗歌创作艺术规律。全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一作《考证》)，讨论诗歌之技法、法度，叙述历代诗派和各种诗体，探讨古今诗歌艺术风格。系统完整，纲领鲜明，为宋代诗话之冠。但因其未能触及江西诗派脱离现实生活之症结所在，过分推崇盛唐诗歌而走上模拟复古道路，反对“以文为诗”又发展到贬抑宋诗之极端，故在理论和批评上表现出片面性。有《沧浪集》、《沧浪诗话》等。

著名的南宋文学批评家。字仪卿，一字丹丘，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不详。据间接资料，约略如下：羽也天资高，不肯事科举(戴复古《祝二严》)，他一生未从事科举，也没做什么官。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他的家乡邵武地区暴发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有上万人，攻克邵武、龙岩、汀洲等地，严羽逃离家乡，在外漂泊三年，重返家乡时年约四十余岁，所谓：“三年走南复走北，岁暮归来空四壁，邻翁为我长太息，人生四十未为老，我已白发色枯槁”(严羽《促刺行》)。而后，严羽又经历了宋、金、蒙古三角战争的动乱，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南宋王朝与蒙古联合夹攻金朝，乘金亡之机，宋军收复两京(西京洛阳和东京汴梁)。但南宋王朝不图统一恢复大业，反纵容蒙古军南下，结果两京复失，宋与蒙古人又开战。晚年的严羽一直过着隐逸的生活，“残生江海去，老作一渔翁”(严羽《有感?其四》)，曾隐居于樵川，和同族严参、严仁及江湖派诗人戴复古等诗歌唱和以自娱。除诗文之外，严羽并非两耳不闻天下事，他也有“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之感慨(朱霞《严羽传》)。综上所述，严羽大约生于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主要活动于宋理宗(1225―1264)年间。严羽一生虽有诗歌创作二卷，但于后人没有多大影响，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主要在于其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在于其《沧浪诗话》。《沧浪诗话》是针对其时宋诗、特别是江西派的形式主义而发，推崇汉魏盛唐而力反苏、黄，并以禅喻诗。其主要诗歌理论有“妙悟说”，即诗歌创作要有长期修炼，于炉火纯青时，便会顿然领悟;有“别材”“别趣”说，即诗歌有自身的艺术特征和规律，“非关书”“非关理”，但又不排斥“书”与“理”;有“兴趣”说，即诗歌应该意境完美，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又应该摆脱理障事障，“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在诗歌批评方面，严羽极重风格的批评，包括个人风格批评和时代风格批评，他还把风格分为九品“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重在审美角度。在批评中，他标举汉魏和盛唐诗，以为前者有古诗人真挚自然，没有“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的毛病;而后者笔力雄健、气象雄浑，无矫揉造作的人工雕琢感。严羽的诗歌理论及批评，在中国诗史上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沧浪诗话》对明清两代文论颇有影响。研究资料可参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福建通志》等。

南宋诗论家、诗人。字仪卿，一字丹邱，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主要活动于理宗朝，一生隐居不仕。有诗名，与同族严参、严仁并称“三严”。著有《沧浪诗话》1卷，《沧浪集》2卷，收诗146首。其诗颇多感时伤世、怀才不遇之作，艺术上“独任性灵，扫除美刺”，虽兼学李白、杜甫、韦应物，但更接近王维、孟浩然冲淡空灵的风格，成就逊于其诗论。《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志在天宝以前，而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所著《沧浪诗话》最有名于世，其论诗的基本方法是借禅理说诗理。他认为诗理与禅理相似，禅理须经“妙悟”而通，诗理亦须经“妙悟”而通。学诗者以“识”为主，有“识”则“具正法眼”，就会以“大乘禅”即汉魏晋及盛唐诗为“悟”的对象，经过“一味妙悟”，即可得“透彻之悟”，悟“第一义”，达成正果，“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如果无“识”或识力不足，则会以“小乘禅”即大历以后诗和等而下之的晚唐诗为“悟”的对象，即令有所悟，亦为“一知半解之悟”，落入“第二义”。至于学诗的具体途径，他认为“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然后依次往下熟读到李、杜和盛唐诸家，像参禅那样“熟参”，“久之自然悟入”。他还主张诗歌应当空灵蕴藉、深婉不迫，提出“兴趣”说，认为盛唐诗人“惟在兴趣”，达到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最高艺术境界。他的诗论，实针对始自苏轼、黄庭坚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而发，尤其是针对宗法黄、陈(师道)而专务使事、用字、押韵的江西派而发;其宗盛唐而薄晚唐，则意在排击当时标榜晚唐的四灵派、江湖派。作者自负其诗论为独得之秘，称之为“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然而以禅喻诗、以悟论诗本为宋人常谈，“兴趣”说则与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有着内容上的继承关系。但作者对前人遗产进行了整理加工，形成自成体系的理论，其中颇多独到精微之见，对诗歌艺术性的探讨和古代诗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其诗论的缺点也很明显，如主观唯心色彩较浓，不免流于神秘玄虚;主张作诗取法书本而无视现实生活的作用，在本质上与江西派同一弊病。他对宋诗的批评，后人也有不同看法。但其对后世影响之大，则非宋代其他诗论家所及。明代前七子、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清代王士祯的“神韵”说，即深受其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