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古代文学的余绪

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在这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中，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衰亡，而中国文学却在小说、戏曲、诗文诸方面再度呈现出繁荣，产生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作品。然而，就中原而言，其文学却在不知不觉中与封建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同步。这一时期的中原作家，若以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郑方坤《清名家诗钞小传》、张维屏《清代诗人艺谈录》著录的人名来计算，明代可以十数计，清代也在十位数以上。但是在如此众多的中原作家中，却没有出现一位一流作家，真正有影响的作家也是屈指可数。一些人在当时很有名气，但并不是以诗文名，而是因为职高位显，如祥符(今河南开封)人王惟俭，明万历时升兵部主事，光宗时官光禄寺丞，天启时三迁为大理少卿，以佥都御史出抚山东，入为工部右侍郎;信阳人孟洋，明嘉靖时曾拜佥都御史，巡抚宁夏，终南京大理寺卿。二人在当时都很有名气，尤其是孟洋，曾与“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等人齐名，时有“十才子”之称。但是，后世知其诗名者却甚少。清代的情况亦大抵如是。如果不把这些以官位名世的作家计算在内的话，明清两代中原作家真正以作品名世的，大概只有何景明、高叔嗣、周亮工、侯方域、宋荦、刘体仁、周之琦、李绿园诸人，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何景明、周亮工、宋荦、侯方域、李绿园。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山人，河南信阳人，明文学家，“前七子”之一。明弘治进士，官中书舍人，陕西提学副使。为人刚正，不媚权贵。宦官刘瑾专权，何景明称病归。刘谨被诛，复起用。颇受正德皇帝宠?的钱宁方尝持古画登门求题，何景明道：“好画毋?我题也!”拒不从命。何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前七子”的另一领袖人物李梦阳尝被劾下狱，众人莫敢为之辨诬。何景明甘冒风险，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之。何景明与李梦阳同倡复古运动，参加者有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他们针对永乐、弘治间出现的粉饰太平、雍荣华贵而又陈陈相因、平庸乏味的“台阁体”，提倡复古，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在怎样复古上，何景明和李梦阳却出现了分歧，所谓“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明史?文苑传?何景明传》)复古如果仅仅是盲目尊古，以模拟为能事，则对文学的进步毫无意义。何景明认为模拟古人“法同则语不必同”，强调创造性，显然是一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主张。他主张“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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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求似，反对“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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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景明是一个关心现实社会的正直文人，其诗也较多地表现了当时社会，如《玄明宫行》、《鲥鱼》，揭露和讽刺了宦官专权;他的歌行体诗，师法李白杜甫，清新俊朗，颇有激情。他的怀古咏史诗，古朴文雅，多有借古讽今之意，那“积水沉秋堞，长烟带古烽。乾坤当失据，饕餮任群凶”(《三关》)的诗句，所指绝不仅仅是诗人记忆中的时代，它对现实的指责也是显而易见的。

明末清初，中原出了几个对当时文坛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是周亮工、侯方域、宋荦。周亮工字元亮，一字减斋，自号栎园，学者称栎下先生。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先世徙居大梁，为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崇祯庚辰(1640年)进士。初任潍县令，行取浙江道试御史。清人入关，以御史招抚，累任两淮盐运使、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户部右侍郎等职。尝被劾入狱，狱中著《因树屋书影》。获释后在安徽、江宁(今南京)供职，被劾去职。此后游于江南，因病死于馆舍。周亮工才高气逸，记闻淹博，著述颇丰。喜奖掖文士，出资刊行困厄不遇之文士的诗文。闻其死讯，士大夫相与哭于朝，四方之士相顾而泣。清初著名文人魏禧对周亮工评价极高，他说：“士之能以诗文名天下传后世者，有三资焉：曰记览之博也，曰见识之高也，曰历年之久也。记览博则贯穿经史，驰骋诸子百家，书无所不读，言有本而出之不穷;见识高则不依傍昔人之成见，不汨没世俗之说，卓然能自成立;历年老则积久而变化生，攻苦而神明出。公于三者，亦既恢然其有余矣”(《赖古堂集序》)。周亮工的诗，多悲时感事之作，苍凉质实，沉郁顿挫，与晚明浮靡轻佻之文风大不相同。如其《重九后一日偶成》诗：“霜严百卉凋，况此蒲柳质。良友?我衰，龟洪卜凶吉。龟策纷然陈，灵氛言不一。理外借遥证，淡情施曲笔。神有所不通，数有所难必。塞翁马不来，何者为得失。”古朴质实，情理并重，为周氏五言诗之上品。周亮工长期生活在河南，亲属在河南者居多，故其诗颇多反映河南生活之作，如《汴上谣十二首》、《游新密云岩宫同文大士姊丈》、《黄河阻雪同刘公勇登李家亭子予家大梁久为水没累欲移家依刘颍上》、《寒食后一日新乡道上简许傅岩》，都是吟咏河南的山川人物的。有些诗古朴典雅，寓情于景，很有特色。《寒食后一日新乡道上简许傅岩》云：“南辕西向浊河边，叹息危时径屡迁。半绽桃花全待雨，平飞柳絮欲为烟。敝车羸马吹新火，古道荒林拜杜鹃。烽燧十年归未得，却愁明发渡旃然。”写景状物，抒情寄怀，浑然一体，堪称佳作。

侯方域(1617―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称“四公子。”深受复社领袖张溥和几社领袖陈子龙的推重，年纪轻轻便主盟复社，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性豪迈不羁，南明时居金陵，以仁途不遂，才无所用，遂纵情声色，流连秦淮，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慕恋，留下了一段催人泪下的爱情佳话。孔尚任的著名传奇《桃花扇》，就是在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传说的基础上，“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居金陵时，阉党阮大铖欲与之交，侯方域闭门谢客，又因与陈贞慧等欲檄阮大铖罪，构怨阮大铖，几乎被置死地。清人入主中原，侯方域身为贵公子，难释功名之念，于顺治八年(1651年)出应乡试，中副榜。顺治十一年(1654年)，年37岁卒。壮而思悔，名其集为《壮悔堂集》。其散文在当时名气很大，与魏禧、汪婉齐名，号“国初三家”。清邵长蘅称“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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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七子、后七子皆倡复古，自归有光“唐宋派”始力矫复古之弊，结果矫枉过正，明文遂趋浮靡，正如邵长蘅所说：“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逾下。明文极敝，以迄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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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方域倡韩(愈)、欧(欧阳修)之学，对明季浮靡文风是一个冲击，给明末清初的文坛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他写的人物传记，如《李姬传》、《任源邃传》、《徐作霖张渭传》、《马伶传》等，皆采用史传笔法，且又注意通过人物言行表现其性格、气质，加强人物形象。尤其是后者，写马伶为求扮演严嵩形似神似，远走京师，求为某类同严嵩的宰相的门卒，三年中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终于形神兼似，令最善于扮演严嵩的李伶匍匐称弟子。其文既采史传笔法，又颇似传奇故事，艺术成就较高。侯方域亦能诗，有《四忆堂诗集》。

宋荦，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别自署绵津山人。河南商丘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其父宋权为清世祖时重臣。宋荦年十四以大臣子弟入宿卫，为世祖所赏识。累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久在江南为官，暇日搜访古迹，延接俊流，诗酒唱和，相与啸咏于湖山之间。喜收藏字画古玩，又能诗。在当时文坛影响甚大，与王渔洋(士祯)齐名。邵长蘅评二人诗说：“新城(王士祯为山东新城人)天授既高，变化逾出，如游贾湖之肆，光怪瑰伟，而火齐木难之错陈也。商丘含吐蕴藉，标格隽上，如良玉之温润缜栗，而精采四映也。其体制互不相袭，而其溯源风骚，斟酌汉魏三唐自成一家者，固自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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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方坤也说：“两尚书诗，论者要不无轩轾。即先生曾有句云：‘绵津三舍避渔洋，诗屋新题讵敢当?’未敢以雁行进也。然当新城雷动风行之日，求其别开生面，旗鼓相当，而风流宏长，力能为一代主持文柄者，恐亦舍西陂一老别无替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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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陂类稿》。其诗《梁园怀古》，吊古慨今，颇多兴亡之感。“绝代风流谁继起，邹枚本自出群才”句气象恢宏，寄寓着诗人的非凡抱负。

在清代众多的戏曲作家中，河南的王

和吕履恒也许很难跻身名家之列。可是就中原来说，由于自明以降的200余年间很少有戏曲家，所以，王

和吕履恒也就显得较为引人注目了。王

(1607―1671)，字子陶，号大愚，河南孟津人。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之弟。曾官鹿城令。著有传奇《秋虎丘》、《双蝶梦》、《华山缘》、《司马衫》、《大孝子》、《拟寻梦曲》等。今存《双蝶梦》和《秋虎丘》两种，见《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双蝶梦》以明末社会为背景，以沈瑞、董?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中间插入有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开封的情节。此剧题目作“老庄周卖蝶放蝶，张参军冰人作人;董小姐入梦出梦，沈秀才寻亲做亲”，属传统的才子佳子剧，其旨却在风教，正如其兄王铎《双蝶梦序》所言：“今观《双蝶梦》、《司马衫》数传奇，非鬻淫无关世教者。平寇殿邦，解组寻亲，是岂谑赠芍药，尔鞘握椒，徒以蛊俗雕心，

讼

?，失风雅之余韵乎?”《秋虎丘》写才子汪璞与于桂娘的悲欢离合。中间插入妓女王翘儿的故事。王翘儿本临淄民家女，自幼卖入青楼。得一少年资助，脱离青楼，徙居海上。倭人入寇江南，王翘儿为海酋徐海所得。官军召降徐海，翘儿劝其降。不料官军借机围剿，徐海授首，翘儿被赐与永顺酋长。翘儿不忍负徐海，夜半投江死(事见明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卷三“王翘儿”)。剧中，于桂娘曾身陷贼手，得王翘儿救助始得夫妻团圆。汪璞感其义，葬其尸骸于虎丘山，并于中秋设坛追荐。王

的传奇虽是敷演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但其背景广阔，社会容量大，非一般的才子佳人剧所能比。吕履恒(1650―1719)，字元素，号坦庵，河南新安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所著《洛神庙》传奇，一定程度上受到其舅父王

《双蝶梦》的影响。 该剧计44出，写作时间与孔尚任《桃花扇》约略同时。 剧以男女爱情为线索，反映明清之际风云多变的政治斗争，立意却与《桃花扇》大不相同。吕履恒《洛神庙自序》谈到写作此剧之旨，他说：“曲也者，委曲以达其所感之情。情莫切于五伦，夫妇其一也。乐府之传失矣，宋词元曲，或庶几焉。庶谓贞臣孝子之情有异于思妇劳人者乎?昔人云：‘使人闻之，增伉俪之重。’知此者，可与读吾曲矣。”《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而此剧意旨却在“使人闻之，增伉丽之重。”

明清两代，小说创作最盛，《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传世名作，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检索明清小说作者籍贯居里，属于河南且又广为世人所知者，大概唯李绿园一人而已，正如董作宾所说：“李绿园为吾豫唯一之方言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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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绿园(1707―1790)，名海观，字孔堂，绿园为其号。晚年又别署碧圃老人。祖籍河南新安，生于河南汝州宝丰(今河南宝丰)。清乾隆元年(1736年)恩科举人。曾官贵州思南府印江知县，舟车海内二十年。所著唯小说《歧路灯》最为著名。《歧路灯》长达一百零八回，洋洋60余万字。该书通过封建社会末期一个家庭的盛衰写“败子回头。”主人公谭绍闻原非败子，父亲死后，他失去管束，所交匪类，终日酗酒赌博，狎尼宿娼，偌大一份家业败于其手。阅尽了人世险诈之后，谭绍闻在族人、父执、义仆等的规劝下终于“改志换骨”，重振家业。小说以理与欲的冲突结构故事，展开情节，以当时的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为主要活动背景，多方面展示了清康、乾年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河南的风土人情。小说旨在诫子弟，因而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多有指责和揭露，对儒家伦理和宋明理学多所赞美。对这部产生于乾隆年间的长篇小说，郭绍虞、朱自清都曾给与很高评价，郭绍虞认为此书兼有《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之长，朱自清则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一样，“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之一”，其价值“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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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部极有价值的小说，长期以来湮没无闻。1927年，河南学人冯友兰、冯沅君兄妹整理的《歧路灯》由朴社出版了一册二十六回，书前有冯友兰序和董作宾《李绿园传略》。由于只出版了一册，故而没能产生大的影响。1980年，栾星点校的一百零八回本《歧路灯》由中州书画社出版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注意，国内学人对《歧路灯》的研究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冯友兰在《歧路灯序》中说：“近几百年来，河南人之能以学术文章成名者，其数目是‘损之又损’，虽不必即‘以至于无’，然而的确是‘鲜矣。’其所以‘鲜矣’的原因之一，即是自从全国学术界的重心，自中原移到东南以后，河南人与各时代的大师，学术界的权威，或‘学阀’，失了联络。因之河南人在一方面因不能得那些大师们的指导及‘烟士波里纯’而不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又因不能得那些‘学阀’们的鼓吹揄扬，所以即有所成就，而亦不为省外的人所知。”南宋以来的中原文学亦大抵如是。李绿园及其《歧路灯》即是其例。然而，《歧路灯》还算幸运，虽湮没200余年，但终于还是为人们认识和承认了。另有一些中州先贤先哲的作品(主要是诗集、文集)虽或流传下来，但至今仍未受到重视，其文学价值当然也就无从为人发现和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