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三晋文化

秦统一天下，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随着政治上的统一，文化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先秦时期，国家林立，政治格局多元化。受多元化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化圈，文化面貌千姿百态，各地文化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地域性特征显而易见。以最能体现多元化政治格局的东周时代为例，可划分为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等七大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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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以后，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不复存在，文化壁垒崩溃，文化交流畅通无阻，个性文化淹没在统一文化的滚滚洪流之中，逐渐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整体文化。

三晋文化的发展亦不例外，融入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汪洋大海。从宏观上看，封建社会的三晋文化不再表现为整合式的格局，主体文化不再具有鲜明的独立个性。微而观之，三晋文化却不乏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涓涓细流，闪耀出地方文化的奇光异彩。秦汉以降，三晋地区的民族融合、佛教文化、建筑技艺、戏曲艺术、商业文化等颇有特色，代表了三晋文化的基本风貌。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征服黄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地区，成功者建立统治政权，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出现得最为频繁的现象。草原文化孕育出的铁骑，一次又一次凭借速度和勇毅，扑向膏腴的黄土地，吸吮着农业文明的乳汁。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撞角斗，征服与被同化融合，谱写了中华文明史上最灿烂和最黑暗的篇章，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和各民族英雄人物建树的辉煌业绩，同载史篇。暴力冲决阻碍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壁垒，铺开各族经济文化进一步交融的道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汉族政权一道，构成中华民族的政治编年史。

三晋处于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既是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又是汉族政权防御北方强族的关隘要塞，南侵北伐首当其冲。在秦汉以降的历史长河中，三晋境内各族杂居的现象极为普遍，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往往挺生其间，少数民族的政权时有建立，堪称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匈奴、鲜卑、沙陀、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先后登场，在三晋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相互冲突和渗透的悲喜剧，民族融合成为三晋文化的主旋律之一。

在冲击中国封建社会的诸多外来文化中，能量最大的恐怕要数佛教。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而大炽，至隋唐而极盛，其后历久不衰。作为异域文化的佛教，在融入中华文化的历程中，以宗教文化所特有的无孔不入的渗透能力，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建筑、雕塑、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均有深刻影响。异彩纷呈的佛教文化，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晋地区战乱频繁，民多疾苦，宗教易于流行;这里又是诸族杂居之地，素有吸收异质文化的传统。因此，以宣扬解救芸芸众生为主旨的佛教倍受青睐，盛极三晋。在中国佛教史上，三晋名僧殊有功绩。十六国时期，名僧法显亲赴佛国天竺(印度)，是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唐僧西天取经虽有口皆碑，实则系步法显之后尘。与法显同时代的名僧慧远南下传教，致力于将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使佛教中国化的划时代人物。饱受佛教浸润的三晋大地，佛教文化遗迹不胜枚举，其中以云冈石窟和五台山最负盛名。北魏始凿的大同云冈石窟，是北方地区最早开凿的石窟群，规模宏大，文化内涵丰富，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我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天下名山僧占多，五台山居佛教名山之首。五台山自北魏时期与佛教结缘以来，高僧云集，香火旺盛，法事频繁，一直是佛教信徒向往的圣地，并且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特殊关照，在佛门和世俗社会均享有盛誉。五台山佛教兼容并蓄，诸宗竞秀，显密并传，汉藏俱全，堪称佛学渊薮，而且是佛教艺术的荟萃之地。古人认为，五台山之于中国佛教，犹如孔子之于儒家。由此可以想见，五台山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的地位了。

作为人类文化宝贵遗产的古代建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诸多方面，与古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科学技术等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建筑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世界建筑史上，中国古代建筑独树一帜，其结构、布局和艺术形象不但与西方建筑迥然不同，在东方三大建筑体系(印度式、阿拉伯式和中国式)中亦最具个性。以木构架为骨骼的结构方式，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特征，几千年来一脉相承，少有变化，形成了稳定的风格。

三晋素享“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之盛名。三晋地区木结构的各类古建筑多达9000余处，独擅胜场。我国现存的宋代以前的木构建筑有146座，位于山西境内的就有106座，占全国同期木构古建筑的70%以上。由于天灾和人祸的双重损毁，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荡然无存，创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的五台山南禅寺大殿，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三晋的古建筑不仅数量浩繁，历史悠久，而且多上乘佳作，文化内涵丰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和应县木塔的建筑艺术精妙绝伦，各领风骚，与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并称为中国古代建筑的3颗明珠。佛教建筑在三晋古建筑中独占鳌头，寺宇云集，佛塔林立，显示出三晋历史上佛教文化的繁荣昌盛。祭祖庙宇晋祠，道教巨观永乐宫，武庙之祖关帝庙等著名建筑，展现了三晋文化五彩缤纷的风貌。山西的民居也颇有名气，与黄土融为一体的窑洞和古朴典雅的砖瓦四合院尤具风韵，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

戏曲艺术是中华艺苑中的奇葩，三晋地区是我国戏曲艺术的摇篮。三晋的戏曲艺术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乐师师旷，宫廷优人优施，韩国歌女韩娥等艺术家就名冠一时;汉代，河东一带盛行乐舞百戏;唐宋时期，三晋地区的戏剧表演艺术已十分流行。金元时期是戏曲艺术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晋南平阳(今临汾市)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人文荟萃，戏曲艺术尤为发达。晋南一带发现的金元戏曲文物数量众多，种类繁富，舞台、戏雕、戏俑、模型、碑记、抄本、壁画等戏曲文物一应俱全，堪称全国之最。元代的戏曲艺术蓬勃发展，杂剧和散曲的创作成为一代文学主流。在元曲作家中，山西作家格外引人注目，“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白朴、郑德辉均为山西人，其中关汉卿为元曲第一家，建树最丰。元代的山西剧作家形成了以平阳为中心的地域性三大创作群，各具风格，其影响远及晋地周边区域。明清以降，山西的戏曲艺术继往开来，朝着地方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梆子戏、道情戏、秧歌戏、碗碗腔等剧种和名目繁多的地方小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商业的发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重商风尚，是三晋文化的又一显著特色。

三晋的商业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然而在唐宋以前，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尚未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大约从宋代开始，山西商人渐露头角，晋人善于经商致富的名声流传开来。到了明代，晋商凭借靠近北方边镇的地理优势，利用明政府保障边镇军需供应的“开中法”从事获利甚丰的食盐买卖，以此为契机勃然而兴。至明代中后期，“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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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与徽商南北对峙，经营范围和富裕程度均超过徽商，饮誉全国。清代的山西商人更为活跃，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开拓进取，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从事边疆贸易和海外贸易，足迹遍及亚洲地区，甚至将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道光年间，晋帮商人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创办了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票号。清代后期，山西票号迅猛发展，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和商埠码头，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务。山西票号不仅在国内形成了庞大的金融网络，而且在俄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开展国际金融业务。

繁荣的商业冲击着古老的三晋大地，商业的高额利润诱导人们冲出传统观念的藩篱，经商至上成为晋人普遍遵奉的准则，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商业文化。晋俗以商贾为重，在明代，山西商人及其子弟很少参加科举，不迷恋于读书仕宦，似乎已在观念上突破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等第观。随着晋商在清代更大规模的经营拓展，山西的社会风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商成为广泛的社会意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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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人看来，经商是第一流的职业，天资聪慧者方可为之;读书则是最下等的行当，生性愚钝者才去寒窗苦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全新观念。山西商人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特点：节俭朴实，富而不奢;精明机巧，经营有方;利以义制，讲究信誉;顽强开拓，勇于进取;应时而变，善于创新;等等。历史上的山西商人，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商业文化传统，是山西地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其中不乏可资今人借鉴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