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所提出的评价诗歌的标准。他在评价《关睢》一诗时，说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对此，孔安国解释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论语集解》)。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孔子所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要求诗歌在表现男女爱情时不涉淫荡，表现哀怨时则不伤于和。这是孔子哲学上的“中庸之道”在文学思想上的表现，强调文学的“中和之美”。孔子论诗往往离不开封建“礼义”的道德标准，离不开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他的“中和之美”的标准也是如此。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具体内容，就是由封建“礼义”道德所规定，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出发的。“不淫”实际上是不能违反礼教，“不伤”也就是对统治者的怨刺不能太过。孔子的“中和之美”标准所存在的阶级局限，就使他在具体评价诗时并不十分中肯。

孔子所提倡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到汉代，孔子这一主张发展为“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对“温柔敦厚”，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这一诗教原则，就是在提倡诗歌的讽谏功用的同时，要求讽谏诗的言词不能过于直切激烈，而要委婉柔和。《毛诗序》所说的“主文而谲谏”，正体现了这一原则，也是孔子“中和”思想的继续。“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继承了孔子的论诗思想，同样以封建“礼义”为道德标准。因此，《毛诗序》又提出“止于礼义”等道德要求。从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到“温柔敦厚”所形成的儒家诗教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诗人对于封建统治和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但是，这一传统所提倡的“中和之美”，在艺术创作表现方法上又有着有益的因素。它所要求的诗的表现上的含蓄委婉等，从诗的比兴特点出发，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因此，这一诗教原则又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得到后人的继承和发扬，对诗歌的创作也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六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所说的“诗主言志，诂训同书，?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清代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所提倡的“柔厚”，都是对这一传统在艺术方法上的张扬。